《中国文化》第6期（1992年9月）

編　　後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在座談會上提出，站在史學的立場，首先要問是甚麼，然後再問為甚麼。這一態度，不獨為治史者所必須，亦適用於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對研究者來說，第一位的還是把思想還給人物，把人物還給時代，把歷史還給歷史。這一期“文史新篇”專欄刊載的余英時先生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在一定意義上做的就是歷史還原的工作。文章不同意把已故國學大師錢穆劃入“新儒家”的旗幟之下，認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定內涵，無論從哪一層的涵義上都不能稱錢穆為新儒家。作者以弟子的身分辨明賓四先生的學術取向和學問宗主，並對新儒家的“道統論”、“開出說”及“心理構造”詳加剖解，引證豐富，有物有則，雖洋洋四萬餘言，亦甚好讀，相信會引起學界的重視。黃克劍先生的《在康得與當代新儒家之間》，同為評估新儒家，持論與余英時先生有異，在本期同時刊出，以明學者為學各有宗主，而辦刊衡文則不必定於一是也。

　　“佛教與禪宗”是本期的重點選題，所輯十篇論文，大都出自當今有影響的佛學學者之手。對禪宗基本經典的文本流變、禪法的思想變遷，以及禪宗對儒學對文學對人生安立的影響，各有其獨到的探討。其中鐮田茂雄和木村清孝兩位日本學者的文章，寄給本刊的原稿為日文，特請中華書局戴燕女士譯出，讀者從中可以窺到日本禪學研究的識斷和大致路向。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驥教授對“書同文”，即漢字的繁簡問題．極為關注，認為茲事體大，希望有關方面切實舉措，加以解決。本期刊載的繆鉞先生的《簡化字芻議》一文，同聲相應，談的也是此一問題。“學苑擷英”欄的兩篇文字，一為週一良先生紀念楊聯陞，一為汪榮祖先生追憶蕭公權，雅意殷殷，文情並茂，值得向讀者推薦。另外老作家冰心以九十高齡，猶關心《中國文化》的創辦和成長，屢賜新作給我們，而這一期的《我的家在哪裹》，記述她1991年9月14日夜裹的一個真實夢境，似有尋求歸宿之意，讀之倍覺淒然。

　　《中國文化》第六期編訖定稿，恰值壬申年春節，春日即元日，幾十年不一遇，於文運學魂詩骨文心，總該是好兆頭罷。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編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