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3期（1990年12月）

編　　後

　　《中國文化》創刊號披載的龐樸先生的《火曆鈞沉》一文，提出在太陽曆、太陰曆之前，我國古代曾有過以火星紀曆的時期，從而對歷史上一些撲朔迷離的文化現象給予新解。這一期又刊出葛兆光先生專門探考北極、太一、道、太極之間關係的文章，證明在先秦典籍中，這些分屬於天文物理學、神話學、哲學和宗教學的概念，可以通釋互訓，貫串成為一個語意上的雙向循環詮釋圈，邏輯地引申出北極即太一、太一是中國古代宇宙神話主神的結論，而不贊成把太一解釋為日神以及認為中國古代也存在類似西方的太陽神一元信仰。

　　龐樸和葛兆光兩位先生的文章都關涉到中國文化的發生問題，前者是從天文學的角度，後者選擇的既是天文學同時也是神話——哲學的視角。研究文化的發生却不約而同地通過天文學的途徑，這在異域讀者也許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一般地說，學者們總是從神話入手來追溯一個民族文化的源頭。然而在中國，天文學恰恰是探考文化發生的一個樞紐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短短十三個字，蘊藏着中國文化發生的全部奧秘。儘管解老諸家對“自然”兩字的詮釋不無歧見，誠如已故思想史家侯外廬先生所說，整個語句中“人的社會秩序適應物的自然秩序，這種關係却表示得十分明白”　（《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頁299)。葛兆光的文章，廣徵博引大量歷史文獻，考證出太極即太一，太一是道的別稱，同時也指北極，採用的就是此一運思理路。《周易》孔疏寫道：“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太初太一也。”《呂氏春秋》對道的解釋是：“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名之，謂之太一。”《史記·天官書》說：“中宮天極星，其一明星，太一常居也。”《經典釋文》引馬融的話說：“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可見指出上古載籍中這些屢見不鮮的概念可以通擇互訓，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闡釋語源學背後所潛藏的文化意蘊。

　　首先是中國遠古時期是否或者在怎樣的意義上存在北極崇拜。太一崇拜，史有明文，葛文徽引這方面的材料甚夥，完全可以論定。而且根據《韓非子·楊權》和《說文》對“一”的解釋：“道無雙，故曰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以及《經典釋文》引馬融的話所說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認為太一在古人心目中擁有時間的原初性、空間的廣袤性和地位的唯一性的神祇象徵物，也是必然的邏輯歸宿。因此太陽也好，月亮也好，都不能僭越太一而成為諸神的主神。兩漢經注家稱太一為“天之最尊者”，起“總領天地五帝羣神”的作用，也表明了這一點。《楚辭·九歌》描繪的祭祀太一神的輝煌隆儀，則提供了歷史實證。問題在於，太一是否就是北極。《史記·天官書》等只說北極是太一的住所，在理解上似乎還不能把二者完全等同起來；但在遠古則不必嚴格加以區分，即使兩者不是一回事，亦不妨在崇拜太一神的同時連帶其住所一併加以崇拜。職是之故，太一神有時又被稱做皇天大帝或北極大帝。毋寧說，正是這種把太一和北極混而為一、不嚴加區分的觀念，為我們企盼解開中國文化發生之謎提供一把鑰匙。

　　這裹直接牽及到自然崇拜與神的崇拜的關係問題。當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還未從自然中分離出來的時候，人與自然的關係融洽無間，儼然一體。人類一旦與自然相分離，自然便成為一種巨大的異己力量，轉而來要脅並制約人類，於是產生人類對自然的敬懼和崇拜。而任何崇拜都是把崇拜對象神聖化，因此在人類歷史上對神的崇拜與對自然的崇拜幾乎同時發生。這就是為什麼希臘神話中的諸神威力最大的是雷神、風神、海神、太陽神等自然人格神的最初原因。中國古代的太一崇拜也同此理，因為太一是北極的自然人格神。只不過歐洲神話中諸神的身上，人的願望的再塑多於自然的投影，而且越到後來自然的因素越淡薄，直至由自然人格神變成獨立不依的單純人格神，最後經由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和巫術的多重綜合而演化為宗教，把對神的崇拜定型化。中國不同，可以說自始至終對神的崇拜都與自然崇拜結合在一起，從來不曾實現分離。這樣在認知上便產生一種瞀亂——視覺的瞀亂和心理的瞀亂，難免有時既把自然當做神，又把神當做自然。結果是人類在不能排除神的影像的自然面前望而怯步，也許因此影響了對自然的自覺把握，致使中國古代科技未能得到應有的長足發展。另一方面，由於神的自然化，本土宗教也不是很發達。西方學者大都相信中國宗教帶有自然神論的性質，不是沒有道理。佛教是外來宗教，可置之不論，真正充分體現中國自己文化精神的道教，却缺少超越自然力量的主神，甚至對創始人為誰也說法不一。更不要說它所倡揚的修養功夫和實施的方術，根本不同於宗教戒律，而是一種健身守靜之道，反而允許與宗教不相容的物理學和化學的技藝摻雜其中，使道教明顯帶有自然宗教的色彩。法國學者謝和耐在深入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碰撞之後認為，“中國人的傾向是否定自我與世界、心與體、神與宇宙間的任何對立”，不無驚訝地發現，即便是中國的宗教徒，也“不願嚴格區分自然與自然的主宰”，並把這歸因於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傾向於不把所感覺的東西舆理性的東西分離開來（參見其《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一書）。應承認是站在異質文化的立場，對中國宗教文化的一種頗具識見的看法。本期刊載的熊十力先生的《論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即提出：“宗教思想，在中國始終不曾發達。佛教來華，學人參其玄理，而於其度脫輪回之教義，蓋罕有篤信。庶民建寺禮佛，亦本匿聖相傳‘崇德敬學’與‘祭如在’之旨而行之。若以印度與西洋教徒堅信與僻執之迷情，求諸中國禮佛之眾庶，亦將遍索而不可得其似也。”他甚至認為“中國本無宗教”，但這並不是“中國人之短”，而是反映出民族思想“富於理智之特徵”。葛兆光在文章中也談到了古代中國人“同源同構互感”的思維特徵，認為基於此使他們心目中的自然、神、人甚至哲學，都呈現出同源同構的和諧秩序。魯迅說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也許從此處運思，方能理解其關於中國文化的這一絕大判斷。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對北極和太一的崇拜後來衍化為對天的崇拜。古人心目中的天與北極一樣，不單純是自然，也不單純是神，而是神的崇拜與自然的結合體。上面提到的法國學者謝和耐，說中國人的天的概念，兼有社會與宇宙、神聖與自然雙重特徵，“是一個宗教與政治，天文與數學，以及人與世界的概念凑集其間的中心點”　（同上書），概括得至為博洽。中國的許多知識學問都與天有關。象數之學固是以周天和星象作為參照物，人體內部的經絡之學也被判定與天地經緯不無聯繫。至於作為哲學概念和修身準則的道，《中庸》里早說得明白：“君子之道，察乎天地。”遠古時期的自然崇拜雖沒有最終完成向獨立的神崇拜轉化，却在人倫和社會權力結構方面覓到了知音，於是有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學說出現，把國君與半是自然半是神明的天聯繫在一起，使帝王的統治變成既是神的象徵，又在邏輯上符合自然之數，既有此岸性，又有彼岸性。這樣，在認知上便形成一個以天、地、人、神、道為紐結點的循環圈，此循環圈可以看做是中國文化的總體象徵，《老子》二十五章說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是對這一文化循環圈最簡約的概括和描述。而且判定各個領域的認知成果，中國古代也往往擬天象，以圓為至境。《易》曰：“著之德，圓而神。”皇侃《論語義疏》解釋《論語》一名的由來則說：“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佛典每稱“圓通”、“圓覺”。藝術之妙境，亦呈圓象。如同張英在《聰訓齋語》中所說：“天體至圓。萬物做到極精妙者，無有不圓。聖人之至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如果說人的思維的普遍特點都是一個一個的圓圈，中國人的思維在最原初的意義上已擁有這一特點。

　　葛兆光先生的文章也許為中國文化的認知循環圈找到了一個支撑其旋轉的中心點，這就是在遠古時期中國曾存在着北極崇拜。清人盛百二釋《尚書》有云：“北辰為羣動之宗，凡諸曜經度皆從北辰引出。”《淮南子·原道》說：“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對中國文化的發生而言，北極和北極崇拜的功能和作用，恰好可以用“羣動之宗”、“萬物之總”、“百事之根”來形容，因此不妨稱其為中國文化的眾妙之門。可乎?

一九九Ｏ年五月十九日編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