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1期（1989年创刊号）

《中國文化》創刊詞

　　《中國文化》沒有在我國近年興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舆讀者見面，而是當文化热開始冷却，一般讀者對開口閉口大談文化已感覺倦怠的情勢下創刊，也許反而是恰逢其時。因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

　　創辦《中國火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創造性地研究中國文化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並在當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遇不同大化系统的參證比较，探討中華文化的特質和整合规律，促進文化復興，推動現代化的進程。退题範围包括中國文化史、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文化學理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火化地理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以及對藝術舆文學的分學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着眼點在學術，即主要對文化現象作學術研究。藝術各學科舆文化的關係、傳统文化舆現代化的關係、中國文化舆外来文化的撞擊和融合、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發展戰略，將作為重點研究課题。

　　《中國文化》係綜合性學術專刊，總的以發表高水準的學術論文為主，同時也配以隨筆、札記、書評；形式力求多樣，提倡文體革新。明白曉暢的白話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歡迎。如果遇有確實不同凡俗而又饒有文化构致的小說或詩歌，也考慮予以選登。自創刊號開始，將陸續開闢中國人類發生學、中國的文化圈、專學研究、文史新篇、文化舆傳統、文化哲學、文學的文化學闡釋、宗教舆民俗、現代文化現象、古典新義、序跋舆書評、學苑擷英，以及文化名人專訪和學者答問等專欄，為慎思明辨的研究者提供充分的用武之地。並通過文字和圖版，摘要報導我國學術界一定時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最新的地下發掘，做到圖文並茂，使刊物既有學術價值，又有歷史文獻的價值。特別對具有中國學術特點的一些專學和绝學，如甲骨學、敦煌學、西夏學、周易學、許学、選學等等，以及為時尚淹沒的學科和被冷落的學者，本刊將給予格外的重视。经過深入研究，觀點上有創見的文章固所歡迎，學者們發現的新材料和拓展的新領域，同樣會引起我們濃厚的興趣：既重獨斷之學，也重考索之功。

　　本刊確認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標其異。新，固然是人心所想往；舊，亦為人情所依戀。闗键是一切從學術出發，提倡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自由才能獨立。即使物境不自由，學者的心境也應穫得自由。為學之道， 尚同比求異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誠如當代學術泰斗錢锺書先生所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①這就要求學術認知不唯上、不唯書、不泥古、不趨時。既不作傅統觀念的奴隸，又不作流行觀念的犧牲品。贺麟教授1940年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一文中提出的：“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歷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面上五花八門，欺世駭俗，競奇斗異的新，只是一時的時髦，並不是真正的新。”②至今仍是不刊之論。陳寅恪先生1933年在審查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報告中闡释的：“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绝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输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③此論巳為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事實所驗證。因此我們主張，在學術上應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在廣為汲納國外的各種新觀念、新學說、新方法的同時，刻刻不忘本民族的歷史；在方法上，提倡從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题入手，反對“狗比貓大，牛比羊大”一類抽象比較，主張宏觀與微觀結合、恩辨與實證結合、新學與樸學結合。

　　“嘤其鳴矣，求其友聲。”《中國文化》的優勢，在於少，每年只出兩卷；《中國文化》的特點，在於專，重视專門之學。與學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聲不同，我們想為了走向世界，首先還須回到中國。明白從哪裹來，才知道向哪裹去。文化危機的克服和文化重建是迫臨眉睫的當務之急。如果世界同時也能够走向中國，則是我們的私心所愿，創辦本刊的目的也在於此。

　　創刊在即，意緒怦怦，瞻彼前修，既恂且驚，不求聞達，但求友聲。热切希望海内外學術界諸同道給我們以心援筆援，共同耕耘好《中國文化》這塊新地！

1988年12月15日本刊主編謹識

注　釋

• ①　參見錢锺書先生1942年為《談藝錄》所寫之序言。
• ②　贺麟《文化與人生》第51頁，商務印書馆1988年版。
• ③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編　　後

　　本刊蘊釀籌劃於一九八八年秋天，現在編完第一期，已是一九八九年盛夏，中間過了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但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寫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範圍取對文化現象作學術研究而有真知者。

　　也許由於我們目標單純而無妄心，籌劃伊始即得到學術界的朋友們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別是許多資深識卓的老一代學者，他們說早該有這樣一本以弘揚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為主的刊物了。所以本期刊出的十三個專欄裹的三十餘篇文章的編定，並沒有用太多的時間。凡接到稿約的學者，都如期寄來了自己的稱心之作。有的曾多次修改甚至根據編者的意見進行改寫。沒有入選的稿件的作者也深表理解，願意惠賜佳構給以後各期。不足之處是有的文章篇幅稍長，使刊物的總體容納量略感局限。但龐樸教授的《火曆鈎沉》應屬例外，因為它發掘出一種鮮為人知的在太陽曆、太陰曆之前的古老曆法，並由此破譯了不少中國古代典籍和中國古代民俗中隱藏的“謎”，是近年中國文化史研究中一項不可多得的成果，雖洋洋兩三萬言，讀來亦甚有滋味者也。北京大學研究比較文化的專家金克木先生，前些年看到寵文的片斷在刊物披載時，即許為“空谷足音”；以此特請他在百忙之中撰寫一篇帶有導讀性質的評介短文，一併刊出，以期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其它欄目的文章，則無須一一拈出，讀者有眼力，學術貴知晋，編者多所詞費，反而徒增障礙。

　　《中國文化》由三聯書店和香港中華書局這兩家蜚聲海內外的出版社，在香港和內地同時出版，也使我們倍感欣幸，尤其在學術貶值、出版業困難重重的今天，更覺難得。四川省紅光電子企業集團又以新型企業家的魄力慨然給予資助，為順利創辦本刊提供必要條件，使得我們能够以較高的稿酬，對給《中國文化》撰稿的學者在經濟上略有小補，哪怕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杯水車薪也好。

　　說來我們已經够幸運的了。

　　本刊衡文自有準的，殊不以時尚為好惡，不妨人棄我取，人輕我重，以此相信明年出版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會此這本創刊號辦得更好一些。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編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