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4期（总第16期）

從王國維〈北伯鼎跋〉看周初「邶入於燕」的史事

陳致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緒論

　　1919年王國維在〈北伯鼎跋〉中，因北國銅器出於河北而提出「邶即燕，鄘即魯」的重要論斷，然徵之商周史事，紂子武庚與三監據以叛之地，不當遠自燕魯求之，故陳夢家復提出「邶入於燕」的主張。自王國維、陳夢家二氏之後，又有傅斯年「燕始封在邶」說以及金岳「周初兩邶國」說，歧說迭出，莫衷一是。然邶與燕的關係問題，實則關涉到周初建國時期一些重大史事，現有的西周史著作，在此問題上多語焉未詳。如楊寬及許倬雲的《西周史》雖對王國維「邶即燕，鄘即魯」的論斷質疑，但對邶國燕國始封時期的論述，終嫌語焉未盡。[1]本文考察王國維與陳夢家二氏所據以論斷之證據，又根據上世紀後來發現的現有的考古與古文字資料，對邶國和燕國的關係問題試圖作一綜合性考察，本文認為以現有的文獻、彝銘、卜辭和考古資料來看，可作出推斷如下：邶國始封仍在朝歌之北故殷之地，武庚與三監之亂起，國與殷遺俱移，是有北子之國與北伯之國。北伯之國隨武庚先徙入商奄之地，復遁「入於燕」。至召公北定燕地，殷遺之叛始平，其子亦獲封於燕。本文提出此推論，所期者能邀學者更深入地探討這一問題。

　　觀堂先生以地下發現的資料，包括金石龜卜文字的資料來從事商周史的研究，大約始於1912年至1913年先生三十六七歲時。在其1914年與羅雪堂先生的書中說：「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之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說。」[2]其治三代之學的取徑，要言之，乃先從金石龜卜文字入手，考覈三代典章制度。早期著作如〈明堂廟寢通考〉〈釋幣〉皆此例。由金石龜卜文字結合經傳的研究，舉凡三代的史實、制度、地理、民族、都邑，幾無不涉入。自1915年，觀堂先生撰寫〈鬼方昆夷玁狁考〉起，其三代之學又開闢一新氣象規模。同年撰寫的〈三代地理小記〉九篇，揭示了觀堂在方法上真正採取了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相接合的「二重證據法」。此地下材料，不惟金石龜卜文字而已，而是包括古器物的型制，出土地點，地方特色以及器物年代等等。王國維先生的著名論斷：「凡古今的新學問，未有不賴於新發現者」。先生所處之時代，正當新發現迭出，又當西學東漸，以先生的淵博加敏銳，故能於商周史領域，別開生面，於方法、角度、問題、視野上均開啟一代學術風氣，其影響至今未歇。其所創樹的現代史學方法，至今為人們所依循。本文擬從王國維研究古邶國與商周嬗代的兩篇名文〈商三句兵跋〉與〈邶國鼎跋〉入手，來窺視一下觀堂治古史的方法對後世學者所起的指示方向的作用，並沿此方向重新檢討靜安先生的一些論斷。

　　王國維於1917年撰寫的〈商三句兵跋〉云：

　　商句兵三，出直隸易州。今歸上虞羅叔言參事。其一銘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凡紀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蟬嫣相承，蓋一時所鑄。曩見吳縣吳愙齋中丞所藏一戈，有乙癸丁三字，不得其解。以此三器例之，蓋亦祖父之名矣。……其器出易州，當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皆用殷制，蓋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土矣。嘗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為無稽之說，及讀殷人卜辭，見有王亥王恆諸名，乃知《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一節，實紀殷之先祖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與《山經》《竹書》相表裏。二書言王亥託於有易，〈天問〉作「有狄」。古者易狄同字，有狄即有易。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逮盤庚遷殷，又從先王故居，則今易州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往者嘉興沈乙庵先生語余，箕子之封朝鮮事，非絕無淵源。頗疑商人於古營州之域，夙有根據。故周人因而封之。及示此器拓本，先生又謂《北史》及《隋書·高麗傳》之大兄，或猶殷之遺語乎？此說雖未能證實，然讀史者不可無此達識也，因附記之。[3]

　　王國維從商三句兵的出土地址、銘文內容、銘文所透露的商代制度，再結合文獻的考據，得出商之文化已沾溉北土的重要結論，後文我們將會談到，觀堂先生的這一發現，不但具有預見性，而其研究的方法，更是影響深遠。後代學者正是按照這樣的研究方法，對不斷新出現的甲骨金文材料和古器物考古資料，進行梳理，並與文獻考據相結合，進一步證實了商文化沾溉北土的論斷，而且對此沾溉的深度和廣度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更全面的把握。

　　1919年，王國維又撰文〈北伯鼎跋〉云：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於何所？光緒庚寅，直隸淶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為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易州，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余謂北即燕，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既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書·雒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均作「庸職」。奄之為鄘，猶燄閻之為庸矣。奄地在魯。《左襄二十五年傳》：「魯地有弇中。」[4]漢初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也。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於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域。又《尚書疏》《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於殷，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於衛，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封召公子於燕，而太師採詩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為之歌邶鄘衛，時猶未分為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因於殷地求邶 鄘二國，斯失之矣。[5]

　　〈邶國鼎跋〉從彝器的出土，銘文考釋，結合傳統的訓詁聲韻之學，研究商周嬗代之際的古史，其所提出的問題看似不大。然「邶即燕，鄘即魯」，語足驚人。其驚人處在於：

　　其一：自來作古史者，只知邶國在殷都朝歌左右，從未想到邶與燕有什麼關係。

　　其二：邶若是燕，則燕國之始封未必歸為召公，而或為殷餘遺民。自來治古史者，從未想到燕國與殷遺有何種關係？

　　其三：結合其〈商三句兵跋〉中所提出的「商文化沾溉北土」說，則周初之燕，與殷文化又有什麼關係？此亦前之學者慮所未及也。

　　故觀堂先生提出的這個論斷，不管它是否精確，實際上卻關涉到整個商周之際的歷史地理，商周文化的面貌以及享祚八百年、幾與有周一代相終始的北方大國燕國的建國問題。

一、三監與古邶國

　　古邶國史事無徵，可稽考者惟散見於載籍中的數語。其地按照傳統文獻所載，當在朝歌東北某處。周初，武王滅商，分封先代的君辟之後，即所謂「三恪」，又封商紂（帝辛）之子武庚以殷之遺民，又分封武王兄弟「三監」以監視武庚。[6]而關於武庚始封之地以及三監究竟是誰？邶國究竟是誰的封國？其地在哪裏？文獻中向有不同的說法，諸種說法亦頗有抵牾。古來學者們討論此問題時所依據的主要材料，不外乎以下數種，今臚列之如左，以便參覈論證：

　　1．《逸周書·作雒》：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態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徵態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7]

　　2．《漢書·地理志》：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8]

　　3．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9]

　　士安所言，與《史記·周本紀》正義略同，張守節所本或為《帝王世紀》。《帝王世紀》又云：「周公營成周，居邶鄘之眾。」[10]

　　4．漢鄭玄《詩邶鄘衛譜》：

　　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11]

　　邶鄘衛國的初建，與周之滅商關係至鉅。商亡之後，武王分封諸叔兄弟，乃立三監以治殷遺。關於「三監」之名的由來，以及三監究竟是哪三監？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中指出其有兩說：[12]一本《漢書·地理志》「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是則「三監」分指武庚、管叔、蔡叔（二叔）。一說「三監」為武庚與管叔鮮霍叔處合稱，無蔡叔度，此說僅見於《商君書·刑賞篇》；以上兩說都以「監」字為監治之義，所監治者，殷餘遺民也。而鄭玄《詩邶鄘衛譜》別立異說：「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這種說法是以為「三叔」為「三監」，即管叔鮮、蔡叔度與霍叔處也，所監者武庚也。故此「監」為監視之義。[13]

　　關於邶之君究竟是誰，文獻有這幾種不同的記載。武庚被封於邶說出於《漢書·地理志》，並見於《路史·國名紀》。[14]此前文獻中並無定論。關於邶國之名的由來，董作賓據《路史》認為，甲骨文中地名諸字即是邶字（〈商代龜卜之推測〉，《安陽發掘報告》一期）陳槃[15]與日人白川靜[16]島邦男[17]皆從其說。

　　此北字從兩人相背從水。若依董、陳諸氏之說，此北字是水名，邶國蓋因北水而得名。唐蘭釋此字為「兆」，並指出「卜辭用為地名，即洮也。」[18]則此水應是洮水。《左傳》經莊公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預注：「洮，魯地。」《左傳》經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杜預注：「洮，曹地。」是除西北之洮水之外，中原曹（山西）、魯（山東）一帶別有一水稱洮。上引甲骨文中字若為洮字，當即此曹、魯之洮。而據詹鄞鑫先生根據戰國秦漢文字考證，字為兆字之初形，其所列字形表中，尤以《睡虎地秦簡》中諸字例相類。詹鄞鑫先生更據《說文》：「垗，畔也。」以及《周禮》諸書注疏中釋兆為塋域諸說，以為甲骨文中的為「川河的某一邊」。[19]如果詹說成立，那麼甲骨文中的字實與古邶國無涉。

　　《路史·國名紀》邶：「今滑之白馬有鄁水。」[20]文獻如《說文解字·邑部·邶》：「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詩邶鄘衛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是則邶之得名以其在紂都之北也。王國維以為邶國不當就殷都朝歌左右求之，但武庚初封之邶，若遠至易水淶水流域，則去殷都八百餘里，於情理不合。武王初破商都，即行分封武庚及三叔等。《史記·周本紀》明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作雒》則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又說周公「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王子祿父所初封之地，即使不是殷都，也當在殷都附近，否則如何管理殷之遺民。陳槃指出：

　　邶之地望，或曰在朝歌以北，或曰在東，或曰在南。案今湯陰縣東南三十里有邶城鎮（《一統志》彰德府二古蹟邶城條引舊志），安陽縣東三十里、汲縣東北，並有邶城（前者見《彰德府志》四古蹟，後者見《讀史方輿紀要》四九衛輝府汲縣），滑縣之白馬城有鄁水（《路史》，已見前）。《邶風·凱風》之篇之所謂寒泉，所謂浚，則在滑縣東七里－今河北之濮陽縣（〈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詩地理考》一：「《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案濮陽縣，故城在今河北濮陽縣南」）。如以此等處為邶國故地，是邶當在紂城（淇縣）之東北，亦即殷都（今安陽縣）之東南矣。[21]

　　湯陰縣東南三十里之邶城鎮，錢賓四先生在《史記地名考》中已指出。錢又引《通典》：「庸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則鄘在汲縣東南。[22]以此視之，邶國武庚初封，當在殷都附近，而不當遠自易水、淶水流域求之。

　　王國維在〈邶伯鼎跋〉中指出，邶即燕，是周初分封召公的北燕。這是一個重要的論斷，然而王國維沒有進一步說明，何以古邶國又稱為燕？武庚又與此燕國有什麼關係？文獻中明確記載，燕為召公始封之國，與武庚所封之邶似了無相涉？邶國之以北為名，一說因其所在地域在殷都朝歌之北，[23]一說因其地靠北水。[24]若云邶即是燕，則難以解釋武王滅商，為監殷民，何以封武庚遠至易水淶水流域？若邶是燕，鄘是魯，燕魯相去千里，武庚又庸能邀聚管蔡而為叛？既已叛周，周公臨衛，又庸能一舉而令殷大震潰，辟三叔？這些問題王國維都未加解釋。

　　從出土的銅器來看，以北為銘可能與古邶國有關的銅器有以下多件：

　　1）西周早期〈北子宋盤〉銘文曰：「北子宋作文父乙寶彝。」（《殷周金文集成》，10084，以下簡稱《集成》）。

　　2）西周早期〈北子作母癸方鼎〉。銘文曰：「北子作母癸寶彝。」（《集成》2329）

　　3）西周早或中期〈北子觶〉：「北子乍寶彝。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集成》6507）現藏故宮博物院。蓋器同銘，現僅存蓋。蓋器銘首字相近而不同，器銘作形，似「北子」二字合文，蓋銘作形，字不識。

　　4）西周早期〈北子作旅彝〉（《集成》6476）

　　5）西周早期〈北子作彝〉：「北子乍彝」（《集成》5762）清宮舊藏，現藏上海博物館。

　　6）殷器〈北子父辛卣〉蓋銘：「北子父辛。」器銘：「父辛」（《集成》5165）蓋銘中「北子」二字是合文，二人相背，中一「子」字。《集成》定為殷器，未審何據。此為傳世銅器，與其他北子器參互看來，亦可能是西周早期器。

　　7）西周早期〈北子鼎〉：「北子」（《集成》1719）此器1961年於湖北江陵縣萬城西周墓出土，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器銘「北子」與前舉例6殷器〈北子父辛卣〉蓋銘首三字同文。未審何以。

　　8）西周早期〈北子甗〉：「北子」。（《集成》847）與前舉例7北子鼎同出，銘文後三字與例7例6蓋銘首三字同文。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9）西周早期〈北子耳[25]簋〉：「（翏）[26]乍（作）北子耳簋，用興[27]厥祖父日乙，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1961年於湖北江陵縣萬城西周墓出土，現藏荊州地區博物館。

　　10）西周早期〈北柞簋〉：「（翏）乍（作）北柞簋，用興厥祖父日乙，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1961年於湖北江陵縣萬城西周墓出土，現藏荊州地區博物館。

　　11）西周早期的〈北伯尊〉：「北伯乍寶彝」，1890年河北淶水縣張家窪出土。（《集成》5890）

　　12）西周早期的〈北伯卣〉：「北伯乍寶彝」，1890年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現藏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美國集錄》A617云：「此器《三代》11.26.2誤以為尊，《小校》2.46.4誤以為鼎。」[2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光緒十四年秋，出於河北淶水縣釜山，二尊同出，同銘。」[29]

　　13）西周早期〈北伯作鼎〉，1890年河北淶水縣張家窪，與〈北伯卣〉〈北伯尊〉等同出。《貞松堂》云：「光緒16年直隸淶水張家窪出土古器十餘，皆有北伯字，此鼎其一也。今不知藏誰氏。」[30]

　　14）西周早期的〈北伯邑辛簋〉銘文云：「北伯邑辛作寶彝。」現藏故宮博物院。（《集成》3672）

　　15）西周早期的〈北伯作彝鬲〉，又名〈北伯彝〉（《攗古》1.34上），又名〈北伯鬲鼎〉（《綴遺》4.14下）。[31]吳式芬《攗古錄》云：「湖北漢陽葉氏藏筠清館著錄作鬲。」《綴遺》：「右北白鬲鼎銘四字，葉東卿兵部所藏器據拓本摹入。」

　　1961年湖北江陵縣萬城西周墓出土的〈北子鼎〉、〈北子甗〉、〈北子耳簋〉、〈北柞簋〉為西周早期器。其出土地點與邶國大有出入。[32]郭沫若說：「江陵的一批（銅器）比較古，當是西周初年的東西。銘中有北子、北柞，北即邶鄘衛之邶。邶國疆域，在今河南湯陰或者淇縣附近，不能遠至江陵。北國器在江陵出土，可能是經過曲折的經歷，為楚國所俘獲。」郭氏斷其為邶國銅器，未申論其依據。郭氏又云：「銘文中有『父乙』（小臣尊、小臣卣、小臣觶）及『日乙』（北柞簋）等稱謂，所謂『以日為名』，舊多以為殷人習俗，實則周初至懿王時亦尚有遺留。」[33]西周上半段銅器中固多以日為名者，其實仍是殷人習俗，這些銅器器主蓋多殷遺貴族也。從北子諸器銘文的內容來看，北子無疑也是殷遺貴族。銘文中北子耳與北柞若為受祭人，則作器者可能是其子嗣。

　　那麼北子諸器與北伯諸器究竟有何關聯？其他傳世北子器作器者或名「北子宋」（例1），或名「北子」（例4），或名「北子」（例6例7例8），北子當為一封君。[34]商周之際諸侯「子」「伯」「侯」互稱者其例不鮮。殷代有唐國（《合集》892反、7440反），可能是侯爵（《合集》39703曰「侯唐」），但在彝銘中則稱「子」（殷代金文〈唐子祖乙觶〉〈唐子祖乙爵〉）。[35]成王滅唐，以其地封叔虞，仍襲其國名。春秋有唐惠侯（《左傳》宣12），《左傳》定3則有「唐成公」，乃唐惠侯之後，此為南方近楚地之唐，殆非唐叔之唐也。西周早期金文中如榮國的封君既稱子（〈榮子旅〉〈榮子〉諸器）又稱伯（〈榮伯〉諸器）。[36]（〈裘衛盉〉）單子（〈單子卣〉、〈單子伯盤〉）又稱單伯（〈裘衛盉〉〈揚簋〉）。至春秋時猶然。如蔡侯〈蔡侯鼎〉〈蔡侯匜〉）亦稱蔡子（〈蔡子匜〉），陳公之稱陳子（〈陳子匜〉）陳侯（〈陳侯簋〉〈陳侯簠〉）。商周之交彝銘「子」「侯」「伯」互稱，其中有些是爵名，有些則是一般的尊稱，似不當皆以爵名視之。北伯、北子諸器若皆屬於邶國，那麼其爵位或「子」或「伯」，抑或二者皆非爵名，皆為敬辭。但是，若云北伯、北子同屬於周初之邶，那麼有兩個問題不好解釋：其一，北伯諸器出於易州，北子諸器其中四件出於江陵，餘為傳世銅器，不知所自，江陵易州，兩地懸隔，相去郢燕，又豈能同出一國。郭沫若的解釋是江陵所出北子器可能是邶亡後，流入楚國。據《文物》報導，北子諸器所藏是西周中期墓葬。也有可能是邶亡之後，部分邶國殷遺攜器南逃；或為周人所獲，周人南征時又攜至此。此說雖差可解釋，但也不免留下疑問。其二，若北伯、北子同屬於周初之邶，邶國之存在自武王滅商，至三監亂平，其間不過數年時間，何以會有這麼多邶君？若說這是一兩個邶君的不同名字，很難取信。

　　此外，還有一個可能是北伯器與北子器不同屬於一個邶國。殷周時期異國同名者頗多。卜辭亦有異地同名存在，如敦與盂就有兩個。[37]周代如虢之有東西，唐之有南北，皆類此。然周代的幾個虢國之間和兩個唐國之間一樣都有關聯。唐國前已說明，若虢國，雷學淇在《介菴經說》〈下陽在五虢於北〉說裏指出：

　　周有五虢，而郭不與焉。成周之初，止有東虢西虢。賈逵《解詁》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幽王之時，東虢之君虢叔，驕侈怠慢，恃勢而亡，未嘗遷都。西虢之君石甫，為王卿士，讒諂巧從，滅焦而遷於河北之下陽，是為北虢。其故都之在雍者，令支庶守之，是為小虢。《竹書》云：「晉文侯六年，虢人滅焦。」《春秋經》云：「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史記·秦本紀》云：「武公十一年，滅小虢。」此之謂矣。三傳皆謂下陽非國都，此實傳聞之誤，非經之正義。案：春秋書滅者三十一，皆謂用大師以勝人之國也。僖公二年書滅下陽，此後遂無虢事。則虢都在下陽，即於是年滅可知，一證也。《國語》史伯告桓公，謂成周之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今案虞晉等國皆在古大河之北冀州竟中，不應虢國獨在河南豫州竟內，二證也。《漢書·地理志》曰：「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在大陽。」三證也。焦之國土，河南北，國都本在上陽，其曰下陽者，焦之下都，河北之巖邑也。虢石父既已滅焦，乃徙居北邑，不處其國都者，蓋石父比于褒姒以亂王室，後見太子出奔，西戎屢寇，逆知西周必亂，小虢難以安居，且知眾之怒己必深，勢去將及，乃巧託遷徙之計，越在冀方。意謂上陽猶是王畿，不如下陽之越竟乃免也。後因此亦竟免于禍。此史記所以斥曰巧從，史遷所以斥曰巧佞矣。東遷以後，鄭武公滅東虢，秦武公滅小虢，於是北虢獨存，桓王時，虢仲亦為王卿士，因下陽阻於大河，行有不利，乃以上陽為下都，時往居之，是為南虢。……下陽上陽本皆西虢之遷都，而宗廟社稷實在下陽，而不在陜。《周官》注曰：「毀其宗廟社稷曰滅。」故《經》于僖公二年書滅下陽，重宗社也。下陽雖滅，其君猶在上陽，故晉又用師敗之，其君乃出奔衛，《傳》以君在為辭，故繫之于僖公五年也。[38]

　　觀虢事而可知，彝器中有「北伯」「北子」，可能也如虢之分為東西南北一樣，是由一國分出。始封之邶在朝歌之左右。武庚亂後，其一支脈南下至今江陵是為北子之國，另一支脈則隨武庚北上，是為北伯之國。

　　出土於直隸淶水、易水流域的邶伯銅器多件，這並非偶然。陳夢家指出：「北白諸器出於燕地，乃西周初邶國之器，似可無疑。方氏（濬益）以北子之器亦屬諸邶，尚待考證。北白、北子之器皆僅限於西周初期，可認作武、成間殷遺的鑄作。成王誅武庚，更封衛、宋、燕而北器遂亡。北器出土之地，或以為邵公封地。」[39]據此，陳夢家乃提出「邶入於燕」之說。以為三監亂後，邶遂併入於燕國，故邶國銅器乃出於燕地。

　　近年來，有學者以為所謂邶國，早在商代即已存在。卜辭中有「北土」、「北方」之名。其中有代表性的卜辭如下：

北土

北方

　　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謂「北土」「北方」可能是殷代方國名，即邶國。如此則邶國非武庚始封，商代晚期已經是一獨立的方國；並且邶國不當自殷都附近求之，而王國維所說遠至易水淶水流域，庶幾近之。[40]金岳考察甲骨文中的北方，指出其為商代在北土的一個歷史較長的方國名，並指出其地也如王國維所說在易水淶水流域。[41]據此金岳先生並指出商周之際實有兩北國，一為卜辭中所見的「北土」、「北方」，其地在北伯、北子諸器所出之易水、淶水流域，銘文中的北伯、北伯邑辛庶為此國兩代不同的君主，其國為周初的燕國所滅；一為朝歌左右之邶，為武庚所封，三監亂後，其國入於衛，而武庚北奔。金岳先生所說頗有見地。然甲骨文中之「北方」「北土」究竟是方國名還是對北土方國的泛稱，尚有疑問。因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缺乏，兩北國之說雖可備一說，但亦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為便於說明問題，本文將關於古邶國的現有資料列一簡表如下：

	朝歌左右之北國說	易水淶水之北國說	邶入於燕說	兩北國說
文獻資料	邶為武庚所封，其地當在殷都朝歌附近。	無徵	邶為武庚所封，其地當在殷都朝歌附近。入燕無徵	邶為武庚所封，其地當在殷都朝歌附近。其他北國無徵。
甲骨文	有「北方」「北土」之名，然不確知其所在。	有「北方」「北土」之名，然不確知其所在。	有「北方」「北土」之名，然不確知其所在。	有「北方」「北土」之名，然不確知其所在。
金文	無徵	北伯諸器出於易水淶水流域。	北伯諸器出於易水淶水流域。	北伯諸器出於易水淶水流域。北子四器出於湖北江陵。其他北子諸器不知出處。

　　以上表所列推斷，關於古北國實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1．甲骨文之「北方」「北土」為泛稱，而非國名。

　　2．甲骨文之「北方」「北土」即易水淶水附近之國名。

　　3．甲骨文之「北方」「北土」所指乃殷都附近之方國名。

　　本文認為欲解開古北國之謎，「北方」「北土」是泛稱還是專指是關鍵所在。殷墟卜辭中固有「東土」（《合集》7084、7308）「西土」（《合集》6357、7082、9741正、17397正、20628、36975，《屯南》1049）「南土」（《合集》896、20576正、20627、36975）「北土」（《合集》8783、33049、33050、33205、36975）之稱，實皆非方國名。《合集》36975甲骨文曰：「己巳王卜貞…歲商受…王卜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6甲骨文曰：「乙未卜貞今歲受年，不受年，南受年，東受年。」以此對讀，則「北土」必非專指，實指殷之北土。其他方名加土皆類此，不煩舉證。故金岳文中所舉諸甲骨文詞例，如：「呼田來北」（《明》750）、「北禍」（《合集》9811正、16927－9）、「北其受佑」（《合集》8787）、「北方受禾」（《佚》956）、「呼黍于北，受年」（《合集》9535），此中之「北」皆為方位詞，非專指一「北國」。金岳文中所舉《屯南》1066卜辭：

　　此處「北方」「北土」間用，所指亦非特有「北方」一國，蓋北土方國之統稱。胡厚宣對卜辭四方風名和「中商」的考釋，此學者們所熟知。此外，《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北方」「北土」應該是商畿甸外的北土方國的統稱，非確有「北國」之一國的存在。以此視之，據甲骨文證商代已有一「北國」存在一說尚不能成立。故以現有的資料來看，商周之際我們已知的只有一個北國，即武王滅商後所封之邶。

　　那麼，北伯銅器究竟是否周初邶國的銅器？周初，武庚封於邶，北伯是否武庚本人？若是武庚，武庚何以又名「」、又名「邑辛」？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北國諸器的歸屬有如下可能：

　　1．北伯諸器皆屬武庚本人，則武庚又名、邑辛，這種可能性雖然不大，但不是沒有。

　　2．北伯諸器，不屬於武庚本人。那麼周初之邶，恐怕也不是武庚所主。此北國與武庚了無相涉。以文獻資料看，這種可能性應該最小。

　　3．北伯諸器，不屬於武庚本人。但是為武庚所屬之邶鄘衛三國中邶國國主所有。

　　以上三種可能中，我認為第三種可能性較大。從最早的文獻《逸周書·作雒》篇所記來看，「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其間並無武庚被封為邶之君的記載，同樣文獻中也無管蔡霍實封於邶鄘衛的記載。而「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東即鄘，殷為衛，所謂監殷臣者，若監為監視之義，則鄘與衛皆有殷臣為其主，武王別遣管蔡霍三叔監之。而邶似乎另有其君，由武庚本人直接轄制，邶之君為殷餘遺民無疑。邶之君曰「」、曰「邑辛」，可能同人異名，也可能是兩代不同的邶君。

　　顯然這裡唯一的解釋就是，武庚守商祀，所轄包括邶鄘衛三國。其國主俱為殷遺。武庚居於朝歌以北之邶國，成王周公平定三監之亂，武庚並沒有死於此役，而是如《逸周書》中所說「王子祿父北奔。」至於北伯諸器見於今河北易水淶水流域，恐怕是邶君攜其寶器從祿父北奔，至於今易水淶水流域，也就是燕國境內。而其另一支脈則流徙他處（可能是今江陵），別建一北子之國。餘下的問題是，王子祿父北奔是從何時何地開始北奔的？又北奔最終至何處？

二、古燕國的名稱和始建

　　《史記》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召公始封在召，至於召之所在，《史記索隱》云：「召者，畿內菜（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可見其初封在岐山之陽，周之故地。《索隱》又說：「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索隱》所告訴我們的是召公自己並未就燕封國，而是以元子就封。

　　而始封的燕在哪裡？傅孟真（斯年）先生必是受王國維「邶即燕」說的影響，別出新說，以為燕之初封應當在邶國附近，在《大東小東說》中他指出燕國始封在今河南偃師：

　　燕字今經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則皆作郾，箸錄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劍、郾王喜戈，均無作燕者。郾王喜戈見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葉，郾王大事劍見同卷補遺。其書式已方整，頗有隸意，其為戰國器無疑。是知燕之稱郾，歷春秋戰國初無二字，經典作燕者，漢人傳寫之誤也。燕即本作郾，則與今河南之郾城有無關係，此可注意者。在漢世，郾縣與召陵縣雖分屬潁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邇，今郾城縣實括故郾召陵二縣境。近年郾城出許沖墓，則所謂召陵萬歲里之許沖，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為孤證，其為召公初封之燕無疑也。[42]

　　傅孟真先生的主要論據有二：一是燕作國名，金文中皆作郾。經典作燕，是漢人傳寫之誤；二是今偃城縣實括故郾、召陵二縣境。傅先生所論現在看來，尚不能成立。關於第二點，王采枚在其〈論周初封燕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提出了很有力的反證。王引《水經·潁水注》：「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邱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所以召陵之名與召公本人並無關係。[43]另外，從金文和文獻資料來看，召公被封於燕以後，實際上是以元子就封，自己或者未就國，或者被封以後不久即返回了成周。死後葬於燕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關於第一點，傅斯年所說的也不確切。從發現的商周青銅器來看，西周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國名皆以匽字。而「郾」作國名，始見於戰國晚期。西周時期的以下有匽國名的銅器銘文如下：

　　1．西周早期的〈匽侯簋〉銘文云：「匽侯作姬承彝」（《集成》3614）。現藏山東濟南市博物館。

　　2．考古所藏〈匽侯盂〉器蓋同銘：「匽侯乍旅盂」（《集成》，10303，10304）。西周早期。

　　3．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匽侯盂〉一器，1955年遼寧淩源縣海島營子村出土。銘文曰：「匽侯乍饙盂」（《集成》10305）。皆為西周早期彝器。

　　4．西周早期〈憲鼎〉：「隹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易憲貝金匽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寶彝憲萬年子子孫孫寶光用大保」，梁山七器之一，現藏清華大學圖書館（《集成》2749）。

　　5．西周早期的〈堇鼎〉，銘文：「匽侯令堇飴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彝。」1975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253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44]

　　6．西周早期的〈圉方鼎〉：「休朕公君匽侯易圉貝用作寶彝。」1974年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253號墓出土（《集成》2505）。

　　7．西周早期的〈白矩鬲〉：「在戊辰匽侯易白矩貝用作父戊彝。」1975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253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集成》689）。

　　8．西周早期的〈匽侯天戟〉，1974年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50號墓出土（《集成》10953）。

　　9．西周早期的〈匽侯戈〉，1981到1983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1029號墓出土。正反兩面分別銘有「匽」「侯」兩字（《集成》10887）。同出尚有〈匽侯舞戈〉（《集成》11011）。

　　10．西周早期的〈克罍〉〈克盉〉，1986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1193號墓出土。兩器銘文相同，均器蓋同銘，銘文曰：「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令克侯于匽。、羌、馬、、馭、微，克匽，入土眔（及）厥司。』用作寶彝。」[45]

　　11．西周早期〈匽侯旨作父辛尊〉，北京城外出土，潘祖蔭、王懿榮舊藏（《集成》2269）。

　　12．西周早期〈匽侯旨鼎〉，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七字匽侯旨鼎為北京城外出土。此器二十字，銘文云：「匽侯旨初見使（事）于宗周王賞旨貝廿朋用作有始（姒）寶彝。」（《集成》2628）。成王康王時期。

　　13．〈大克鼎〉，光緒16年陝西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現藏上海博物館。銘文曰：「易女田于匽。」。《貞松堂》：「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鐘、克鼎及中義父鼎並在一窖中。」（《貞松》3.35）[46]

　　14．西周早期的〈小臣摣鼎〉：「召公建匽休于小臣摣貝五朋用作寶彝。」

　　15．〈匽伯聖匜〉，西周晚期器，現藏故宮博物院，銘文云：「匽伯聖作正匜永用。」（《集成》10201）。

　　16．〈亞侯盉〉：「侯，亞。匽侯易亞貝，用乍父乙寶彝。」商周之際。[47]清末北京蘆溝橋出土。

　　17．〈長陵盉〉：「匽鑄」

　　18．〈復尊〉：「匽侯賞復冊衣、臣妾、貝。用乍父乙寶彝。。」1970年代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52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48]康王時器。

　　19．〈復鼎〉：「匽侯賞復貝三朋。復用乍父乙寶彝。爿。」1970年代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52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49]康王時器。

　　20．〈攸簋〉：「匽侯賞攸貝三朋，攸用乍父戊寶彝，啟（肇）乍（作）綨（紀）。」1970年代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53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50]康王或康昭之際時器。[51]

　　21．西周早期〈匽侯盾〉飾：「匽侯」。1970年代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52]

　　22．西周早期〈匽侯盾〉飾：「匽侯舞昜」。1970年代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252號墓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53]

　　23．〈匽侯舞易銅泡〉：「匽侯舞昜」，西周早期。[54]

　　24．西周早期〈匽侯戈〉：內兩面各有銘文一字，為「匽」「侯」。1980年代初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出土，現藏首都博物館。[55]

　　25．西周早期〈匽侯舞戈〉：內上有銘文為「匽侯舞戈」。1980年代初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與例24同出，現藏首都博物館。[56]

　　以上所列的匽國銅器顯示，除去幾個不詳出處的銅器外，其他匽侯器，多出於河北北京附近，如〈匽侯旨作父辛尊〉西周早期〈匽侯旨鼎〉，還有琉璃河出土的多件匽侯器及與匽國有關的銅器，出於山東的梁山七器〈大保方鼎〉〈憲鼎〉，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匽侯盂〉一器出自遼寧淩源。則匽國的始封不當在今河南郾城甚明。其都邑自當於河北北京一帶尋之。近年來，考古學家以北京琉璃河的考古發現為基礎，對燕國於西周時期最早的都城作了許多研究。1973年至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的發掘、西周董家林古城的調查，以及其他燕文化遺址的發現，使學界同仁基本上都傾向於燕國始封於北京地區。一般的觀點都認為，召公始封於燕，其時當武王初滅商，其都即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古城。[57]

　　春秋時期，「匽」「郾」二稱互見，如春秋時期的以下彝銘：

　　1．〈匽公匜〉銘文：「匽公作為姜乘盤匜萬年永寶用。」此器現藏臺灣中央博物院。《殷周金文集成》謂屬春秋時期彝器，未審何據。（《集成》10229）。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謂為西周晚期器，應當比較確切。[58]

　　2．〈匽侯載器〉：「匽侯載畏□惄□哉教民□□祗敬禞祀休以為□皇母」，戰國時器。現藏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59]

　　3．〈陳璋方壺〉：「大壯孔陳璋內伐匽亳邦之隻（獲）。」戰國中期。[60]

　　4．〈陳璋圓壺〉：「大壯孔陳璋內伐匽亳邦之隻（獲）。」

　　此數器出處俱失考。以上銅器資料顯示，戰國晚期，用「郾」以指代國名為多，如平山三器（中山國銅器）銘文，郾王職[61]郾王喜[62]郾王詈[63]郾王戎人[64]諸器。而傅孟真先生所謂經典中用「燕」字，是漢人傳寫之誤云云，余亦頗有所疑。考古文字資料中用於國名的「燕」字，最早的應當是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前者，不避劉邦字諱，當鈔寫於西元200年之前，其中〈燕大夫章〉敘述燕、晉兩國戰爭的史事，國名均書為「燕」。《戰國縱橫家書》避劉邦諱，鈔寫當略晚於《春秋事語》，[65]其中多記述蘇秦獻書燕王事。兩書國名皆寫作「燕」。以此看來，「燕」取代「郾」「匽」，必非漢儒傳寫之誤，而是發生在戰國至漢初這段時期。以「燕」代「郾」或「匽」指代北方的燕國，其原因可能很複雜。然以下幾點是不爭的事實：其一，秦漢間，「燕」字被大量擴大使用，為「郾」「匽」「宴」的異體或流行體字，經傳中以「燕」代「宴」，例不勝舉。如《詩·小雅·蓼蕭》：「既見君子，孔燕豈弟。」鄭玄《箋》：「燕，安也。」此「燕」固通「宴」。《詩·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鄭玄《箋》云：「燕，燕飲也。」是亦其例。而在阜陽漢簡《詩經》中，《詩·邶風·谷風》：「宴爾新婚，如兄如弟」作「燕爾新婚」。至秦廷燔書，於《詩》《書》六國史記百家語，特欲禁絕。《史記》中李斯所擬辦法，所謂「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又「敢偶語《詩》《書》者棄市。」經典的傳承自秦火之後，多由今文經重新寫出。漢承亂秦，經典廢絕。乃立博士官，以為纂緒載記。然漢儒綴學，其偏亦如劉歆所云，至於「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傅斯年先生所謂漢人傳寫之誤，並非無據。惟「燕」字代「郾」「匽」，以《春秋事語》視之，非自漢始。陳夢家則云：「春秋金文燕作匽，戰國金文增邑作郾。凡此匽字，潘祖蔭說『當為燕之假借字』（《攀古》1.5），是正確的。秦漢之際，不知何故凡匽國一律改為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嬴下云：『〈鄭語〉嬴、伯翳之後也。伯翳子皋陶偃姓，蓋以偃為之，偃嬴一聲之轉。』如其說可立，則匽之改燕當在秦滅燕之後，以匽為秦姓，所以改去之。」[66]陳氏此說，以前不太相信，但參覈更多的文獻和出土文字之後，始認為具有極大的可能。秦之先世，亦出東方風偃集團，偃字固其本姓，秦既滅北方之郾（燕）國，為避其先世諱，乃易「郾」之國名為「燕」。《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秦本紀〉更云柏翳一名大費，佐舜調訓鳥獸，舜賜姓嬴氏。嬴偃一聲之轉，秦之先亦以偃為姓。剔除其傳說的成份，考諸《世本》及其他載籍，若徐、郯、江、黃、莒皆東方風姓偃姓之國。而燕（匽、郾）為召公後，是姬周宗族，秦或以其不當以己姓為國名，乃易其國名為燕。阜陽漢簡的發現，更提供了一個旁證。阜陽漢墓墓主是夏侯竈，竈卒於漢文帝15年（西元前165年）。阜陽漢簡中，《詩·邶風·燕燕》首句作：「匽匽于飛」，《詩·邶風·谷風》第二章「宴爾新婚」的「宴」字則作「燕」，阜陽簡中另有「燕王」之稱。是知國名已改用燕，其改似著意為之。

　　綜上所述，西周春秋時期北方的燕國，應當稱為「匽國」，而「燕國」用以指稱北燕，乃秦漢以後所改竄之名。先秦時期如有「燕國」的話，那也只有一個姞姓黃帝之後的南燕，與北方姬姓召公之後的匽國了不相涉。[67]

　　琉璃河商周遺址的發掘，董家林古城的發現，使大多數燕史研究者認為，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時始封的燕都。然而董家林古城時代被確定在最晚不晚於商末，其結構與鄭州商城相似，建成時期應當與鄭州商城相先後，也在二里崗下層時代。[68]這樣一來，燕在周初建國以前，已別有一個古國在該地存在。郭沫若、侯仁之等先生，乃據以為，燕國乃自然生長的一個國家，其存在早在周滅商之前。葛英會先生更認為：

　　金文資料證明，燕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祖庚祖甲時期。從這個時期直到商代晚期，燕國社會中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嚴重地殘存著部落聯盟的遺痕。如果以燕地的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相互證發，又可發現，在西周以至春秋戰國七八百年中間，燕的國家仍是建立在部落聯合的基礎之上。部落與部族聯合的存在，是燕國歷史上封地、都邑、世系諸種問題的癥結所在。[69]

　　燕國史是否可上溯到商代祖庚祖甲時期，尚有待討論。但是董家林古城早在武王滅商之前已經存在確是不爭的事實。葛英會所據以論證的一個最重要的證據是「亞」族徽的青銅器物。帶有「亞」族徽的銅器，在1982年北京順義金牛村曾有發現。[70]葛認為「」字保留了燕子的象形特徵，燕子正是殷人玄鳥崇拜的圖騰，此應是燕國國名的由來。葛先生的觀點固然很有意思，但是他忽略了一點是，「燕」作為國名是在秦漢時期以後（詳見上文），最早不早於戰國晚期。經典中雖以燕為國名，但經典實經秦漢時期以後人鈔寫之後得以流傳，尚不足為依據。戰國以前的金石簡帛文字中，國名的燕無例外地寫作「匽」或「郾」，故若「」字果為燕子的象形，恐亦非其國名的由來，殷人的所謂玄鳥崇拜，實與燕子無關，而是對鷙鳥和鳥的神性的崇拜。關於這一點，筆者另有一文專門論述，這裡不再贅言。[71]

　　那麼，商代晚期的燕地的古國，又名什麼？《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按照徐才的說法，燕國之名取自燕山，以其在燕山之野。然而，常徵先生考證，今北京之燕山古稱「卑耳山」（《國語》、《管子》）、「碣石山」（《戰國策》《史記》）、「不咸山」（《山海經》），卑耳碣石的東端被稱為燕山，不能早於戰國時期。[72]所以實際上，燕山乃因燕國燕地而得名，並非國以山而得名。那麼商代晚期的燕地古國究竟何名？從北京附近發現的匽國諸器看來，其古名即為「匽」。前文所舉，1986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1193號墓出土的西周早期〈克罍〉〈克盉〉。銘文曰：「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令克侯于匽。、羌、馬、、馭、微，克匽，入土眔（及）厥司。』用作寶彝。」按照殷瑋璋、[73]張亞初的看法，此是太保（即召公奭）對揚周王封土授苞茅的一篇銘文。殷瑋璋並認為琉璃河1193號墓就是太保召公奭的墓。克罍盉銘文辭意云：「周王說：『大保！你將你祭祀的犧牲、玉帛和美酒獻享於你的君主。我嘉許你的奉獻，命令你（克）作匽侯，、羌、馬、、馭、微從你（克）匽，[74]匽諸地（國或族）皆入你（克）的版圖，由你（克）統管』。克於是鑄作了此寶物彝器。」但是「克」如按殷、張兩先生的看法是助動詞的話，似不文。[75]此處克當作人名，或為君奭本人，或為其就封於匽的元子（《史記·周本紀》索隱，金文中曰匽侯旨）。[76]然再參覈西周早期的〈憲鼎〉：「隹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易憲貝金，揚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寶彝，憲萬年子子孫孫寶光用大保」。此器是清代道咸年間發現於山東壽張的梁山七器之一。銘文大意是說：「九月上旬的辛酉日，憲在匽地，匽侯賜憲貝與金，憲對揚匽侯的封賞，乃作召伯父辛（召公奭）寶物彝器，憲將子孫累世銘記大保（召公）的恩賞。」陳夢家以為召伯父辛是對召公奭的追稱，侯乃匽侯旨，召伯就封於匽的元子，憲是召伯另外一子。[77]旨賞憲此事發生在召公故去而匽已經厎定之後。如克罍盉銘文中的克是召公元子，當即封於匽的第一代匽侯旨。西周早期的〈小臣摣鼎〉：「召公建匽休于小臣摣貝五朋用作寶彝。」第三字筆劃甚多不易辨識，裘錫圭釋為「建」，白川靜釋為「籍」，方述鑫釋為「封」，唐蘭釋為「饋」，于省吾釋為「墾」。[78]本文從裘錫圭先生說。不管克是太保召公奭本人，還是他的元子匽侯旨，克罍盉銘文至少說明初定燕地是太保本人與其元子共同膺命的。

　　而克罍盉銘文中「令克侯于匽」一句，更說明在召公父子入燕地以前或者伐燕地以前，此地已名為「匽」，或者已經有個古國名「匽」。此國是商的屬國。《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燕亳」之名，金文中為「匽亳」，見上文引〈陳璋方壺〉銘文。銘文中所稱之「匽亳」即指燕國。另有〈陳璋圓壺〉同銘。丁山、陳夢家俱有說。丁山云：「燕亳者，近於幽燕之亳也」一說，金文〈陳璋方壺〉〈陳璋圓壺〉銘文得到印證。在這裡，詹桓伯所談的比較明確，「及武王克商」以後，東土的蒲姑、商奄，南土的巴、濮、楚、鄧；北土的肅慎、燕亳始納入周的版圖。燕亳也是其中之一。亳是商的都邑名，稱燕為燕亳，亦可見商代晚期的匽國，並非小國，具有相當的地位，至少可與蒲姑、商奄等大國相埒。這也進一步印證了王國維在〈商三句兵跋〉所發現的「商文化沾溉北方」說。

三、召公的東征與北上

　　那麼，召公父子厎定匽地被封於匽究竟在什麼時候？文獻中關於燕國的始封，主要依據是《史記》與《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燕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79]

　　〈周本紀〉：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漢書·地理志》亦云：「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傳統學者多遵從史漢之說。在其〈西周之燕的考察〉中，陳夢家也採用《史記》的說法，以為武王封召公於燕。然而，王國維據邶國彝器而得出「邶即燕，鄘即魯」的論斷影響至鉅。陳夢家在論述邶國銅器時又不能撇開，反而基本上接受了王國維「邶即燕」的論斷，指出：「周武王滅紂之後，分殷國為三：即鄘邶殷。及武庚與管蔡叛周，成王周公討之，於是邶入於燕，鄘封微子開為宋，殷封康叔為衛。由此可知武王勝殷以後分殷民為三，而成王伐武庚以後分殷民為二。」[80]分殷民為二即《史記·管蔡世家》所云：「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庚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陳夢家「邶入於燕」論斷看似是在史漢文獻與王國維「邶即燕」之間的折中，實則不免自相齟齬。若從史漢為說，召公於武王滅商時已被封於燕，則三監亂後，邶與鄘當或入於衛，或入於宋，何遽入燕？邶入燕是因武庚戰敗後偕其民逃去的？還是武庚敗歿後，其追隨者及其國土被重新納入召公的燕國。如果是前者，武庚戰敗，沒有理由投奔到敵人召公那裡去；如果是後者，武庚身殲國除，其土其民入於燕，史傳經籍金石文字中怎麼沒有片言記載？特別是《左傳·定公四年》子魚（衛大夫祝佗）備述成王時期伯禽、康叔、唐叔之封，以及殷遺的分派。邶為殷遺之首，既入於燕，子魚焉能置而不論？《書序》並言：「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則三監亂後，邶國的殷遺並無入燕之事，而是或遷於雒邑，或入康叔之封。《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樂，聞邶鄘衛之歌，而言衛康叔之德。是以邶國之殷遺於三監亂後，併於衛的可能是最大的。

　　近年來，琉璃河銅器的發現，更進一步否定了陳夢家「邶入於燕」的說法。如前文所述，召公父子在入匽就封以前，匽是商的屬國，而召公父子入匽時，以銅器的時代來看，已經是成康年間的事了。再看《史記·周本紀》的記載，顯然太史公把武庚、管、蔡、焦、祝、薊、陳、杞、齊、魯、燕的分封當作一次同時進行的。然而，按照《史記·魯周公世家》的記述，周公被封於魯時未就國，〈齊太公世家〉則說太公初封於營邱時尚為小國，東夷亂後，始得專征伐之權而大。〈魯周公世家〉另外記載：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如果此記載可信，那麼周公子伯禽，與齊太公之就封，應當較晚。《左傳·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81]《詩·魯頌·閟宮》云：「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嘉爾元子，俾侯于魯。』」魯伯禽之封就國與康叔封衛，唐叔之封約略同時，都是在三監叛亂、周公東征之後。是以一個可能是齊魯燕之封都是在三監亂後成王時期，另一可能是武王初次分封時，齊魯燕雖被遙封，但太公周公召公皆沒有或不能就國，[82]因為此三國為故殷之薄姑、商奄和燕亳所據。

　　關於東征的史事，文獻中多有記載，這裡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東征的參予領導者，究竟是誰？而且東征以後的情況如何？〈書·大誥〉記載了成王命周公東征的情況：「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從〈大誥〉內容來看，東征本是由周公先行的，故《詩》《書》典籍中每云「周公東征」，而罕言成王召公。〈方鼎〉銘文云：「隹周公東征伐東尸、豐白、尃古，咸」。周公首先東征，伐東夷、豐伯和薄姑，並且重創了這幾國。故東征事，雖然成王與召公咸與其役，但周公實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東征之役，典籍中往往只言周公不及他人。《書·蔡仲之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此述成王來到奄之後，與周公、召公共議徙奄君於薄姑。而召公伐東夷，金文中有明確記載。〈旅鼎〉銘文曰：「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盩師。公易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彝。」以文獻和金文的資料參互看起來，周公成王召公東征似乎並非同時。蓋由周公先行，成王召公後至。〈旅鼎〉銘文特標「公大保來伐反夷年」，已透露出周公先征，召公後至的消息。

　　成王的路線：

　　〈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在東征踐奄取得戰果之後不久就回到了宗周。《書·多方》亦說：「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鄭玄說：「凡此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83]

　　周公的路線：

　　以《書·多方》所載：「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曰…」視之，則周公事畢亦隨成王還至宗周，《史記·魯周公世家》記周公卒於豐，是亦一證。[84]然《呂氏春秋·古樂》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周公或者更往南進一步征伐南淮夷徐夷等殷遺。兩說中，當以前說較為可靠。

　　召公的路線：

　　〈書·大誥〉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所謂殷逋播臣者即武庚等三監亂後逃出的殷遺。周公等先平定三監在邶鄘衛的叛亂，繼而東征。東征的原因固然是東國對三監叛亂的響應，實際上也與三監亂中逋逃的殷遺有關。《竹書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奄徐淮夷在邶鄘衛叛時，西進而入邶的領土參與了叛亂，更多史料顯示這不是史實，故所謂「入于邶以叛」，是說奄徐淮夷加入了邶國叛亂的聯盟。史載召公亦參加了東征之役。〈保卣〉銘文中亦載：「乙卯, 王令保及殷東或[國]五侯。」

　　所謂「殷東國五侯」，陳夢家認為是指齊、魯、燕、管、蔡，而保則指武庚。[85]平心則主張保是明保。黃盛璋、孫稚雛則認為保就是太保召公奭，而殷東國五侯則是薄姑、徐、奄、熊、盈隨武庚叛亂的五侯，而此東國五侯皆在今山東江蘇一帶，是故殷的附屬國。[86]〈保卣〉銘文的理解關鍵在於「」（及）字。其義於古文字中象人被執之形，陳夢家認為是並列連詞，郭沫若、黃盛璋解釋為「逮捕」，甲金文中應作抓獲、追及之義，彭裕商釋為「至」，並解釋「王命保及殷東國五侯」為「王命保至殷東國五侯之處，轉交王賜與的六種物品」。[87]保究竟是不是太保召公奭難遽斷言。五侯究竟何指，也很難確定，但顯然是於召公發生過或者戰爭或是往來的東國殷商舊部。[88]《史記·周本紀》也提到召公參予東征的史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89]

　　然東征之後召公的去向則為史之闕文。梁山七器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召公東征以後的一些線索。學者陳壽以為梁山七器是曾經駐紮在今山東梁山的召公一族的銅器，窖藏於西周初。[90]梁山七器中的〈太保簋〉銘文記錄了武庚之叛及太保召公平叛的史事：

　　王伐彔子。厥反。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苟（敬）亡遣。王永太保，易休余土，用乍茲彝對令。[91]

　　銘文中的彔子究竟是何人，是解釋銘文的關鍵。杜正勝以為彔子當是武庚之子，在其〈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一文中，杜稱：

　　關於祿父的來歷，漢代已有異說。太史公以為祿父即武庚（〈殷本紀〉、魯、衛、宋與管蔡等〈世家〉），〈尚書序〉〈微子之命〉、《偽孔傳》也說武庚一名祿父。但《毛詩·邶鄘衛譜》孔穎達疏引《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論衡·恢國》篇云：「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武庚與祿父別為二人。不過《尚書大傳》又說「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顯然和〈管蔡世家〉所謂「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一樣，祿父即是武庚，可見書傳對於「武庚」「祿父」是否一人猶疑不決。惟據今見金文材料；祿父和武庚當分別為二。大保簋曰：「王伐彔子，厥反，王降征令（命）于太保，太保克苟（敬）亡遣」（《三代》8.40）。大保即召公君奭，估計其年代，彔子之叛可能在成王晚年。世傳有王子 匜（《綴遺》14.39）、天子觚（《三代》14.31.3）和多亞彝（《三代》6.49.1），足證彔子是殷王子孫。彔子叛，周天子派遣召公征伐，未及周公，當與武庚無關，彔和武庚不是同一人，多亞彝云「用作大子丁彝」，天子觚亦曰：「天子作父丁彝」，則彔子與武庚也不是親兄弟。不過，彔子因屬於殷王族，故自稱「王子」，表示他的出身，而稱「天子」可能是反叛時的僭號，後人猶尊美曰「釐王」（彔伯簋），是有其家族背景的。[92]

　　本文以為杜先生區分武庚與祿父為二人，尚缺乏足夠的證據。別武庚祿父為二人，除《詩邶鄘衛譜》所引《尚書大傳》「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和《論衡·恢國》「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兩條文獻材料之外，似乎別無證據。而在這兩條漢代文獻材料中，如杜先生所見，文獻本身也是矛盾的，《詩·邶鄘衛譜》所引《書傳》有「立武庚」三字，而《詩·豳風·破斧》疏[93]及《左傳·定公四年》疏[94]所引的〈書大傳〉，皆無「立武庚」三字，讀如：「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武王殺（紂）以繼公子祿父」。我們看到的《書大傳》「立武庚」之說，一則可能是鈔刻書者據《論衡》而誤加增改，掇拾遺聞，未深究覈；一則可能是《論衡》作者王充採用了別本〈書傳〉遺說。其他資料都顯示武庚為祿父。《史記·殷本紀；衛康叔世家；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逕稱之為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先言「武庚叛」，後言「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95]《逸周書》第言祿父，不言武庚。而他書則第言武庚，而不言祿父。《白虎通·姓名篇》云：「祿甫元名武庚」〈書大傳·洪範〉鄭玄注：「武庚字祿父，紂子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武庚即祿父也。」則直指其為一人。是則武庚祿父當為一人無疑。

　　武庚祿父為一人，金文中有彔子 ，又有稱「王子 」[96]「天子 」[97]「多亞 」者，是否皆為武庚？[98]案「武庚」是其廟號，如殷先王盤庚、武丁、武乙例。是以美稱加上日名。祿父之名，本當作彔父，「祿」字所從之「示」乃周秦間所加為意符。[99]「父」為殷周之際男子的美稱，「子」是其初封時爵位。以此視之，武庚、祿父、彔子 皆為一人耳。《逸周書·作雒》篇成文在周初，故知其為祿父，與金文「彔子聖」之稱相合。

　　王子之稱標明其人是王子，商周時期所稱王子者無例外是王之子，其例如紂的叔父王子比干（《孟子》《莊子》《韓非子》《荀子》） 周桓王之子王子克（《左傳·桓公18年》）周惠王之子王子帶（《國語》《左傳》《史記》）。武庚為帝辛之子，故有王子之稱，如《逸周書》中既稱其為「王子祿父」，又稱為「王子武庚」。「天子」則可能為武庚僭號時自稱。然天子觚銘文曰：「天子作父丁彝」。那麼此天子聖亦有可能非武庚。是則別有一名聖者，亦稱天子。叩其兩端，難得索解。

　　「多亞聖」是否武庚呢？商周之際，亞是地名，亦是職名。張懋鎔〈史密簋與西周鄉遂制度－附論「周禮在齊」〉對「亞」字分析，利用金文、甲骨文與〈書·酒誥〉互讀，給人以很大的啟發。張氏指出在〈史密簋〉銘文中，有「遂人乃執鄙寬亞」一句。寬亞與執鄙對文。所謂亞者，相對邊鄙而言，當指畿內之地。能相印證者，甲骨文中「亞」與殷商疆域中的四至：東土、西土、南土、北土對文，與卜辭中「商」和四至對文相類。〈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是亞為內服之一職名。另外西周晚期的〈黹處簋〉銘文：「王曰：『黹處，命汝司成周里人眔諸侯大亞。』」可證西周晚期，大亞仍是一內服王官職名。[100]唐蘭指出多亞之爵名亦見於甲金文。如《鐵雲藏龜》頁51有「多亞」之稱，[101]〈辛巳彝〉曰：「王飲多亞」。[102]多亞者，適與武庚的身份相稱，《史記·周本紀》明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作雒》則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則武庚之初封在殷之畿內，而畿內又分三國，邶鄘衛或各得亞之稱，武庚守商祀，為其首領。故武庚之稱為多亞，良有以也。多亞彝云「用作大子丁彝」，此大子丁不知何人。

　　〈大保簋〉所記的正是召公在東部與彔子（王子祿父）之戰。大保簋是清道光咸豐年間發現的山東梁山出土的梁山七器之一。其他六器為〈大保方鼎〉〈大史友甗〉〈白憲盉〉〈憲鼎〉〈大保鴞卣〉〈魯公鼎〉[103]。清人所說的壽張梁山，即今山東梁山縣，其地位於今山東曲阜西北約50公里處，也就是商末周初，古奄國的左近。自奄國北上至燕地所經由之地。[104]「奄」文獻中又名「商奄」「商蓋」[105]。奄與商同屬東夷民族，奄之地曾經是殷先王南庚、陽甲和盤庚所都。[106]故三監之叛，奄實與其謀，並與薄姑、徐、盈等殷商舊部群起相應。召公與王子祿父在奄地之戰，顯然以召公的勝利告終，其後乃有召公父子北上定匽的征伐。

四、餘論

　　部分地同意陳夢家邶入於燕之說的同時，我懷疑三監叛後，武庚初奔之地，並非今河北，而是今山東一帶。而在東國之叛被平定後，始北上而遁至燕地。從金文資料與文獻資料相比照來看，武庚之叛並非在故殷之地徹底平定，〈尚書大傳〉中說：「周公攝政，一年定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107]《集解》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史記·周本紀》亦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108]《史記·魯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109]而在此東征戰役中，召公亦與其事。東征之戰之後，周公專征伐於南方，召公則在北方。

　　梁山七器，以及近來琉璃河銅器的發現提供了武庚在北方活動的一些線索。琉璃河銅器中的克罍克盉銘文、匽侯鼎與堇鼎銘文都提到了一些北方的戰事，這些資料顯示召公的確曾遠征殷遺至北燕。在這裡摧毀了商遺民的最後根據地。

　　許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曾認為商民族起源於我國東北地區。陳夢家注意到我國北方民族的起源神話的相似性之後，提出商民族起源於遠至今朝鮮一帶。[110]傅斯年則認為商民族也是古少皞民族的一支，起源於我國東北沿海地區，而山東兗州則是其最初的根據地之一。[111]到了七十年代，金景芳根據文獻資料也指出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其主要依據是《世本》中所說「契居番」和〈書序〉中「昭明居砥石」兩句話。[112]丁山、高去尋、林澐等從商周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角度把商文化的起源定於今河北北京一帶。並且指出文獻中所說的「蕃」和「砥石」位於今河北和北京地區。[113]

　　如果商文化北方起源說能夠成立的話，王子祿父（武庚）的北奔似也在情理之中。匽既是商民族的起源地也是其避居地。武庚北奔之匽，所尋求的無非是重整積蓄力量，以期再戰，志圖恢復。

　　匽之地名與商族祖先的其他名稱一樣都與其圖騰信仰有一定的關係。殷祖名如夔，王亥、嚳、俊皆如此例。商周時期的地名，我們看到有不少是與此匽字有關，如偃、偃師、郾城、偃朱以及郾，而這些地名都與商民族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商周時期異地同名的現象所在皆有。此名往往是重要的都邑名、國名、部族名等。如「殷」「商」「亳」等皆一名數地，周人的「周」「京」「虢」等也是如此。此與當時各部族國家都邑的遷徙有關。匽之國名，何獨不然？河南有之、河北有之，烏足為怪？以匽為名不無可能是商人的圖騰信仰在作怪。陳夢家曾認為：商人所崇拜的「鶠」（匽）是鳳凰，亦即玄鳥。我則認為所崇拜的是鳥（匽、鶠）的神秘性和神性，在現實中是對鷙鳥和猛禽的畏懼和認同。《詩·邶風·燕燕》學者常徵引來談商人的燕圖騰問題。筆者曾撰文認為《詩·邶風·燕燕》，實際上也是周初商遺民的一首歌詩，而其作者很有可能是武庚。[114]比較有意思的是，「燕燕」一詞，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德行篇〉中作「嬰嬰」（此嬰字固可能是匽的音假，但也可能為、匽之訛變），阜陽漢簡作「匽」，上海楚簡作「（鳥鳥）」，[115]恐怕很難說都是假借自「燕」。其詩本文恐怕應當是「鶠鶠于飛」。鶠字所代表的是商人所崇拜的鳥的神性，通常形象化為鳳凰，而非燕子或烏鴉。

　　人類學家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又譯涂爾幹）曾經指出，在圖騰文化中，一個宗族通過象徵意義的手段崇拜自身。[116]被借用來崇拜自身的符號，與本族的安全、良好的生存狀態以及繼續求存的意念相關聯。商人以神秘的鳥和鳥的神性為其宗族的象徵符號，其心目中聖潔的可敬的事物往往與鳥有關。其宗族的祖先與鳥有關，其宗族所創建、經略、經歷的聖地也與鳥有關，甚至其宗族的經歷、經驗和情感亦可用匽鳥這一象徵符號來啟示表達。族人也本此宗族的象徵符號來認同個人與其族類，並區分本族與異族，這種圖騰聖物的象徵意義，能夠延及數世，只要這個族群作為群體仍然存在，或者這個群體的文化生命仍然存在，其圖騰的象徵意義便依然存在。晚至戰國時期，宋國的最後一代國君宋康王，[117]於七百餘年後，仍然執著地夢想著恢復和光大故殷的榮耀。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名為「偃」，[118]立後十一年而自立為王，以光大殷族為職志。據《戰國策·宋策》，王偃的爭霸之心是由看到小鳥生大鳥而引發出來的：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119]

　　鳥之小而生巨，在康王心中引起圖霸的信念。宋本微子後，亦被稱為殷，《史記》載：「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偃急於稱霸，光大殷國，其跡昭然。諸侯畏懼，皆曰「桀宋」。並說：「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故王偃立四十七年而身死國滅。

　　武庚之北遁，尋求其故地匽的庇護，和商末箕子北奔一樣，需求的是其族群的庇護，也如春秋時期逃難公子都託庇於母國。然而祿父北奔之後，召公父子追奔逐北，消滅了殷的屬國匽，仍因其地而就封。召公厎定北方匽地之後，即以殷遺之匽為其國名，一如武王滅商之後分封殷遺於邶鄘衛一樣。不改國名，可能是出於安撫政策的需要。所以對武庚來說，故地匽亳未能棲身，反而為周人造就了一個北方的匽國，國祚八百年，與有周一代相終始。

　　現在回頭看來，我們似乎應當修正王國維先生「邶即是燕」和陳夢家先生「邶入於燕」的說法，似乎可以說是「邶遁於燕」。而換個角度來看，邶與匽都是殷遺的國家，最後又同在一處淪於敗亡，那麼，王國維先生「邶即是燕」的說法，又可以說是精確不刊。八十餘年來關於邶國問題和燕國始封問題的研究，依然循著觀堂先生所指示的方法路向繼續深入，學者們所依據的也仍是觀堂先生所提出的基本方法。而憑藉新材料新認識，這一方法本身又在不斷地精確化和否定王國維先生最初的論斷，否定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讚歎靜安先生的預見性和洞察力。

注释：

[1]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31；許倬雲：《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116-117。

[2]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臺北：華世，1985年），頁40。

[3]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883-4。

[4]劉起釪謂：「按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皆謂弇中在臨淄至萊蕪間，為齊地。此誤記。」見劉起釪：〈周初的「三監」與邶鄘衛三國及康叔的封地問題〉，見《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524。

[5]王國維：《觀堂集林》，頁884-6。

[6]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45-546。

[7]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頁544-555。

[8]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28下，頁1647-1648。

[9]《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收入《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43；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90。

[10]《史記·劉敬傳》正義引，見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91。

[11]鄭玄：〈邶鄘衛譜〉，見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95。

[12]王引之：〈三監〉，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三，頁50下-53下。

[13]見劉起釪：〈周初的「三監」與邶鄘衛三國及康叔的封地問題〉，見《古史續辨》，頁515-520。

[14]《路史·國名紀·丁·邶》：「武庚之封」。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頁464下。

[15]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頁464。

[16]白川靜：〈詩經蠡說〉，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頁88。

[17]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頁375。

[18]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頁146。

[19]詹鄞鑫：〈釋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23-129。

[20]《路史·國名紀》，頁37，《四部備要》本。

[21]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頁467。

[22]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98-299。

[23]許慎：《說文解字》，頁131。

[24]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卷5，頁464上-464下。

[25]字形作「」，似〈杞伯〉器中之「」字。《釋文》隸定作「耳」字，可從。參照〈王子聖觥〉、〈天子聖觚〉之聖字，頗類「耳」旁之反書。

[26]字形作，不識。《集成》釋作，從羽從夷，《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以下簡稱《釋文》）釋作翏，皆未能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3993。

[27]《釋文》隸定為「興」，惟其中間漫漶難辨，不類（凡、同），文義頗類〈四祀邲其卣〉中「文武帝乙宜」之「」（）字，殆祭祀之義。李學勤釋為「遺」，以為是「追」字的音假，殆追孝、追享之義。見李學勤〈長子、中子和別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頁3，註9。

[28]《集成》，5299。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臺北：大通書局，1979年）「北伯鼎」旁注云：「庚寅易州出土。」

[29]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臺北：大通書局，1973年），頁422。

[30]《集成》，1911。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2.22。

[31]《集成》，506。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6年），頁318。

[32]《考古》1963年4期頁224；《文物》1963年2期頁54；《集成》，1719。

[33]見郭沫若：〈跋江陵與壽縣出土銅器群〉，《考古》1963年第4期：頁181。

[34]李學勤先生在〈長子、中子和別子〉一文中指出河南鹿邑太清宮所出「長子口」的長字為長子、次子的長，金文中亦有「中子」的「中子」，皆序其行第，而非國名。然釋江陵北子諸器的北子為別子，尚可商榷。理由如下：其一，李先生所據《書·舜典》：「分北三苗」與《三國志·虞翻傳》註引鄭玄云：「北，猶別也。」但揣其句意，「猶」並不等於說「北」就是「別」。《儀禮·鄉射禮》：「不方足。」鄭玄注：「方猶並也。」然「方」不等於「並」。其二，李先生解釋別子為支子，然金文未有以「嫡」「適」「庶」「支」自銘之例。其三，西周早期〈北子耳簋〉：「（翏）[34]乍（作）北子耳簋，用興厥祖父日乙，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翏（長）是作器人，北子耳是受祭者，在這裡按金文慣例作器人應是受祭人的子嗣或其他親屬。沒有理由特別在銘文中指出受祭人是支子。故本文不從李先生此說。見李學勤〈長子、中子和別子〉，頁1-3。

[35]當然也有可能殷周之際不止一個唐國，以文獻記載來看，很可能有兩唐國，一在晉，一屬楚。在晉者堯之後，周初唐人作亂，為成王所滅，乃封叔虞於唐。屬楚者或說成王滅唐後，更封堯後劉累裔孫，仍曰唐；或說成王封叔虞於唐後，其子燮父之後，別封於唐。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冊5，頁404-406。

[36]榮伯之名亦見於《書·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偽孔《傳》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36。《史記·周本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是榮氏一族，顯於西周之世。彝器中〈榮子〉之器約有十餘件，多為西周早期製作，〈榮子方彝〉〈榮子盤〉〈榮子戈〉出於洛陽、開封等地。榮伯之名亦數見於彝銘，西周中晚期作品較多，如卯簋、康鼎、同簋、輔師簋（輔師簋銘中的榮伯郭沫若謂即榮夷公）。見郭沫若：〈輔師簋考釋〉，收入《文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37]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卜辭中所見殷王田獵地名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38]雷學淇：《介庵經說》卷七，頁4下-6上，《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76，頁179-180。

[39]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卷三，頁149。

[4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頁922-923。

[41]金岳：〈滹沱河商族方國考──論燕初併滅商族方國〉，《文物春秋》，1995年2期，頁59-69。

[42]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頁101-102。

[43]王采枚：〈論周初封燕及其相關問題〉，見《燕文化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51-152。

[44]《文物》，1978年4期，頁27。《集成》，2703。

[45]見殷瑋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1991年第1期，頁1-21。

[46]《集成》，2836。

[47]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4，10，7。

[48]《考古》1974年第5期。

[49]《考古》1974年第5期。

[50]《考古》1974年第5期。

[51]李學勤：〈北京、遼寧出土青銅器與周初的燕〉，見《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47。

[52]《考古》1974年第5期。《集成》，11860。

[53]《考古》1974年第5期。《集成》，11861。

[54]《考古》1990年第1期，頁30。

[55]《考古》1984年第5期，頁414。《集成》，11860。

[56]《考古》1984年第5期，頁414。《集成》，11860。

[57]見王燦熾：〈北京建都始於公元前1057年〉，《中國地方志》1982年第6期；侯仁之：〈論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

[5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卷二，頁86。

[59]《集成》，10583。《集成》說明為戰國時器，未審何據，以其字體視之，頗疑為春秋以前器物。

[6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房山縣文教局，琉璃河考古工作隊：〈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頁309-321。《集成》，9703。

[61]郾王職諸器見《集成》，11304，11480，11483，11514-11521，11526，11527，11634，11643等等。

[62]郾王喜諸器見《集成》，11277，11278，11482，11522，11523，11528，11529，11583-11585，11606，11607，11612-11617等等。

[63]郾王詈諸器見《集成》，11305，11350，11497，11524，11540，11530等等。

[64]郾王戎人諸器見《集成》，11273-11276，11498，11525，11531，11543，11536-11539等等。

[6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以為當抄寫於西元195年前後。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三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冊一，〈出版說明〉，頁1。

[66]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見王夢旦編：《金文論文選》第一輯，頁86-87。

[67]南燕國之姓，或作「佶」（《姓觿》），或作「結」（《路史後紀》），或作「吉」（《詩·小雅·都人士》鄭玄箋），其封地在今河南衛輝東南35里廢胙城縣。王夫之曰：「其字或作酀。」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冊二，頁188-189。

[68]郭仁、田敬東：〈琉璃河商周遺址為周初燕都說〉，見陳光匯編：《燕文化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23。

[69]葛英會：〈燕國的部族及部族聯合〉，見《燕文化研究論文集》，頁27。

[70]程長新：〈北京順義縣牛欄山出土一組周初帶銘銅器〉，《文物》1983年第11期，頁。

[71]Chen Zhi, “A Study of the Bird Cult of the Shang People,” Monumenta Serica 47（1999）:127-147. 中譯修訂稿〈殷人鳥崇拜研究〉，收入《人文東方：旅外中國學者研究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頁214-235。

[72]常徵：〈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兼辨燕山、燕易王、燕昭王〉，見《燕文化研究論文集》，頁133-134。

[73]〈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1991年第1期，頁1-21；張亞初：〈太保壘、盉銘文的再探討〉，《考古》1993年第1期，頁60-67。

[74]「」字不識。克罍蓋銘中下多一「止」形作。殷瑋璋疑其為方國名，其他學者都以為是動詞。或釋其字義為趨、至（陳平），或釋為從「宀」從「叕」（張亞初），或釋為「寁」（孫華），方述鑫釋為「宅」（〈太保罍、盉銘文考釋〉《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6期，頁51），李學勤從之（〈克罍克盉的幾個問題〉《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有限公司，1993年，頁205-208）。

[75]尹盛平同意殷瑋璋張亞初的意見，認為「克」是助動詞，是「能夠」的意思，並指出其文例與《詩·魯頌·閟宮》：「俾侯于魯」、〈禹鼎〉「克夾召先王」、〈大保簋〉「大保克敬亡遣」相類。余按金文中克作「能」解固多，但「令克侯于匽」則不文。尹以為「令」字後賓語省略，其義當作命令太保能夠侯于燕。命令某人侯于匽，文義貫通，略無滯礙；命令某人能夠侯于匽，仍不辭。且下文「克匽」明言，克膺王命而「」匽。克是人名當無問題。尹盛平：〈新出太保銅器銘文及周初分封諸侯授民問題〉，見《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221。

[76]陳平：〈克罍、克盉銘文及其有關問題〉，見《燕文化研究論文集》，頁266-277。同意克為人名者，有陳公柔、李學勤、劉雨、杜迺松、孫華等學者。見〈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銘銅器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0期，頁953-960。

[7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頁170-171。

[78]于省吾：〈從商代甲骨文看商代的農田墾殖〉，《考古》1972年第4期。

[79]王叔岷云：「案《御覽》二百引此紂作殷，無北字。（一六二引此有北字。）《藝文類聚》五一引此亦無北字，《風俗通·皇霸篇》《金樓子·說蕃篇》並同。」見《史記斠證·燕召公世家第四》，《文史哲學報》，第19期，頁39。

[80]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卷一，頁7。

[8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頁1537。

[82]傅斯年〈大東小東說〉指出，齊太公之初封當為呂，《書·顧命》稱其子丁公為呂伋，父子稱呂，呂必為其封邑。東征之後，呂乃東遷而為齊。可備一說。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頁103-106。郭克煜、梁方健、陳東、楊朝明合著《魯國史》認為周公東征前，伯禽已被封於今河南魯山一帶。亦可備一說。見《魯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5。

[83]〈書序〉正義引，見楊寬：《西周史》，頁155。

[84]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認為此豐地蓋與周故地之豐異地同名。前者位於魯國境內。周公卒於豐乃卒於其封地內。可備一說。見夏含夷：〈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收入陝西歷史博物館編：《西周史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872-887。

[85]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157。

[86]關於保卣銘文的考釋，見孫稚雛：〈保卣銘文匯釋〉，《古文字研究》，第5輯（1981年1月），頁191-210。

[87]彭裕商：〈保卣新解〉《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4期，頁68-72。彭並以為此處「保」非指召公。

[88]蔣大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公封於齊，兼五侯地。」認為五侯是齊地的蒲姑氏等五個殷商舊的屬國，但不包括徐、奄、熊、盈。此說雖未能必，但以現有資料來看，五侯為蒲姑氏等五個殷商舊國的可能性最大。見〈保卣銘文匯釋〉，頁198。

[89]《史記》卷1，頁133。

[90]見陳壽：〈大保簋的復出和大保諸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見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頁342。

[91]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8，40。

[92]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頁529-530。

[9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98。

[9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2134。

[95]《竹書紀年》，卷下，頁1下。

[96]王子匜，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北京：1957年），14.39。

[97]銘文云「天子作父丁彝」。見〈天子觚〉，見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14，頁31。《集成》，7296。

[98]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6，頁49。

[99]高鴻縉：《字例》二篇，頁208。見周法高：《金文詁林》，頁4473。

[100]張懋鎔：〈史密簋與西周鄉遂制度－附論「周禮在齊」〉，《文物》1991年第1期，頁26-31。

[101]按「多亞」一稱，卜辭中多見。見姚孝燧：《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1115。《合集》5677中「庚辰卜令多亞犬」指人。《合集》20249：「乙丑在多亞」，30296：「丁丑卜其祝王入于多亞」則指地。另有「作多亞」（《合集》21705、21707）、「不言多亞」（《合集》21631），不審何謂。

[102]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7。唐蘭所舉之〈辛巳彝〉即杜正勝所舉之〈多亞彝〉，亦名〈麗簋〉，其銘文曰：「辛巳，王飲多亞享京麗易貝二朋。用作大子丁。」見《集成》，3975。

[103]魯公鼎，陳夢家疑為〈周公作文王鼎〉，因「清代學者多誤讀周字作魯」。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頁80。

[104]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一，頁13-14。

[105]見《墨子·耕柱》、《韓非子·說林上》。

[106]《竹書紀年》載：「（南庚）三年自庇遷于奄。」「（陽甲）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盤庚）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故奄乃盤庚遷殷以前殷王三代所都。見《竹書紀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卷上，頁14下-15上。

[107]劉恕, 《資治通鑑外紀》，卷3，頁11下，《四部叢刊》本。

[108]《史記》，卷4，頁132。

[109]《史記》，卷33，頁1518。 我認為三監叛後，徐蒲姑奄亦叛，周公東征，成王與召公亦與其役。而東國之戰，實引發了後續的兩場征戰：一向北，由召公主其事，蓋因「王子祿父北奔」，故召公追奔逐北；一向南，由周公主其事，因徐夷淮夷之變，故有周公南向用兵之事。

[110]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頁495-497。

[111]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卷3，頁822-893。

[112]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頁65-70。然金景芳先生的主要依據是《世本》中所說「契居番」和〈書序〉中「昭明居砥石」兩句話。前者見酈道元《水經註》（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3，頁122，「契居番」亦見於《路史·國名紀》（丙，頁19，《四部備要》本）及《帝王世紀》（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頁61）。 「昭明居砥石」見孔穎達注〈書序〉（《尚書注疏及補正》【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1，頁2上）。

[113]丁山：《商周史料攷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6-23。

[114]Chen Zhi, “A New Reading of Yen-yen, Mao 28 of the Book of Songs,” T’oung Pao 85.1 （1999）: 1-22.

[115]《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8，163。

[116]杜克海姆（E. Durkheim）和莫斯（M. Mauss）：’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Année Sociologique, vol. VI, pp. 1-72, Paris, 1903 （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by Rodney Needham,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London and Chicago, 1963）.

[117]關於宋康王，見《史記》卷38，頁1631-1632。 錢穆疑康王（宋王偃）即傳說中的徐偃王。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頁318-321。

[118]或以為偃乃王之謚，然《戰國策》《呂氏春秋》《墨子》《新序》諸書，俱以偃謚康王，《荀子·王霸篇》稱其謚為「獻」，錢穆指出，謚法無偃，偃王疑為王偃之倒，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70-371。則「偃」固其名也。

[119]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 1992年），頁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