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4期（总第16期）

再论楚竹书《周易·颐卦》“融”字及相关的几个字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台灣彰化　50007）

　　摘　要：楚简“融”字以往多分析为从“虫（虫）”声，笔者曾主张声符应从“毓”。今由《新蔡》简“融”及新出老簋“池”字的“也”旁可以证明楚竹书《周易·颐卦》“融”字所从的「口」形并非饰符，而是“子”字头部圈形替换为“口”形，从而可以说明楚简的“融”字应分析为从“毓”声。同时《说文》籀文“融”所从的“虫”旁应是一种讹变的写法，并非原貌。另外，楚簡“鬻”字亦應分析為从“毓”声。

　　关键词：融；鬻；楚竹书；周易；老簋

　　刘乐贤先生曾撰文指出：“在楚文字中从双‘虫’得声之字的字形分析方面，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双‘虫’是三‘虫’即‘蟲’之省，另一种则认为双‘虫’是由甲骨文‘毓’的右部演变而来。我们认为，除‘流’字以外，其余从双‘虫’得声之字仍以前一种分析较为合适。本文对、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为此说提供了新的支持。”[1]刘先生文中列的后一种说法所加的注脚是笔者的文章。[2]笔者文中以为：楚简“鬻”、“融”二字应分析为从“（毓）”得声。最近看到《上博文字编》在“融”字条下也注解指出：“按：‘’为‘’之变形音化。此字双声符，楚‘祝融氏’之‘融’。”[3]又说：“右侧偏旁‘’、‘’ 等，皆‘’之讹变。”[4]与笔者看法相同。今在旧说的基础上再补充新的材料论说“融”、“鬻”二字构形：

　　楚简“融”字一般作：

　　（《新蔡》甲三188、197）、（《鬼神之明 融师有成氏》简7）

　　当时之所以认为“融”字应分析为从“（毓）”得声，主要是因为右旁也写作“”，如：

　　（《新蔡》乙一：22）（《新蔡》乙一：24）（《新蔡》零：288）

　　这种写法见于“” ，而与“”显有不同。何琳仪、刘钊、李天虹、曾宪通等先生以为“”是由甲骨文“毓”右旁所从倒子之形演变而来，演变过程如下：[5]

　　（《甲》1760，“毓”所从）Ú（毓且丁卣，“毓”所从）Ú（中山王壶，“流”所从）Ú（《性情论》19，“流”所从）Ú（《性自命出》31，“流”所从）

　　看得出来，“”象倒“子”，所从的圆圈是倒子的头部，其下为“羊水”。而圆圈脱离倒子，移位在旁，乃至脱落，就剩下上下两个“虫”形相叠了。[6]换言之，“”可以省“○”作“”形 。反过来说，“”却不能作形。这种现象也见于楚先鬻熊之“鬻”作[7]：

　　（《望山》1.121）（《包山》217）（《新蔡》甲三：188、197）

　　也应该理解为从“（毓）”声。“鬻”、 “毓”二字古音同为余纽觉部，通假自无问题。[8]郭永秉先生也指出：“我们知道，文献中的‘鬻熊’在楚简中就经常写作‘熊’（‘’有时也写作‘’，从‘示’可能是要突出其为受祭先祖之义），‘’其实就是从‘毓’字演变而来。‘毓’、‘鬻’古音相同，都是余母觉部字，在表示生育的意义上，二字通用无别。……笔者怀疑‘熊’之‘（毓，鬻）’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的‘毓’字相似，也可以读为‘戚’。”[9]陈剑先生亦赞同“鬻”从“毓”得声，并举出楚金文「曾毓朱姬簠」“毓”或作：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183页图一七五：1、图一七五：2），

　　正是由“毓”变为“”之中间环节。[10]学者将楚简“鬻” 、“融”释为从“蟲”（定纽东部）声，声音自无问题，但是还是不及与“毓”的声音密切。“融”，余纽冬部；“（毓）”，余纽觉部，二者双声，韵部阳入对转。况且字形上只能解释为“原来的‘’形也会增益圆圈而变成带圈的的‘’符。”[11]也就是将这些“”形体都解释为增添饰符“○”，这在数量上不太合理，况且饰符添加的位置也很少见。當然從西周中期钟的“/融”作、；邾公钟的“”作来看，“融”字似乎从“虫”。但从楚简的书写情形来看，分析为从“（毓）”在构形上还是合理的。

　　以此观点，再看《上博三·周易》简25頤卦：“六四：颠颐，吉，虎视融＝（眈眈），（其）猷攸＝（逐逐），亡咎。”的“融”作：

　　整理者注释说：“‘’，疑‘蜳’字，与‘眈’音近。”[12]孟蓬生先生认为：“此字实即字，从，（虫之省）声。右上之口当为附加的装饰符号。”[13]

　　谨按：一般将楚简的“融”字隶作“”，其左旁由字形来看是合理的。所以《周易》该字字形左旁不应隶作“”，而仍应隶作“”。这种“”旁如同曾侯乙钟的“”作，裘锡圭、李家浩先生释为“墉”。[14]何琳仪先生分析说是墉或郭之初文。[15]《楚文字编》亦同时归于“郭”下与“墉”下。[16]又如《上博（一）·孔子诗论》28“墙”作、《郭店·语丛四》2“墙”作，季师旭升已指出字应分析为从“”（郭、墉）丬声。[17]《上博（五）·三德》19“勿增”，季师旭升读作“墙勿增”。[18]《上博（四）·曹沫之阵》18“城”，无疑应读作“城‘郭’”[19]，而非“城‘敦’”。[20]相似写法亦见于“厚”字偏旁，如（《孔子诗论》15）、（《郭店·语丛一》7），冯胜君先生指出形体下部所从就是“”字，可参看哀成叔鼎（《集成》2782号）字所从“”（墉）旁。[21]而从“”可以理解为《上博文字编》所说的“此字双声符”。闻一多先生曾引《山海经·东山经》“（独山）其中多，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认为邾公钟的“陆”和文献中的“祝融”，就是《山海经》的“”。《郑语》的“光照四海”与《东山经》“出入有光”合，火正与“见则其邑大旱”合。[22]郭永秉先生认为闻氏之说应属可信，可见祝融的得名应该和“光照”的关系密切。[23]而由闻氏所说的“祝融”异文，亦可见“融”、
“庸”的确音近可通。

　　其次，字形右旁孟蓬生先生以为是饰符，笔者上引文以为应分析为从“（毓）”得声，不过所从的“○”旁误写成“口”形。[24]今案：1995年新出老簋铭文曰：“渔于大△”，“△”字作：

　　张光裕先生隶定作“”，将字形左下的偏旁释为“号”，解释说：“形，其上实从‘口’，下半仍像两手上张之形，与‘子’之分别，仅‘Ｏ’、‘口’之异，倘‘口’乃强调‘子’之张口号叫，则正可以解释该字构形之原意。”[25]李家浩先生则认为字应释为“也”。并指出：“也”的初文象“子张口啼号之形，疑是字的象形初文”，并说“因为早期写法的‘也’字与‘子’形近，为了避免混淆，故把‘也’的两臂笔划省去，以便区别。”并将“△”字读为“池”。[26]体会其意，写作从“口”的子形也是有可能的，否则便不会与“也”有形混的可能。根据此观点，笔者怀疑《上博三·周易》简25“融”字只是将“”旁的倒子头部“Ｏ”形写作“口”旁，或是说它所继承的根本就是写作“口”形的“子”，之后再位置移动，便成为形。换言之，《周易》“融”的写法正好可以证明应该分析为从“（毓）”声，而不从“（虫）”声。所以《周易》字应该隶定作“”。[27]

　　此外，《郭店·老子甲》简21：“又（有）（状）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认为（蟲）是“”之讹，“”即昆虫之“昆”的本字，简文中用为“混”。[28]刘钊先生认为此字“可看作‘’字的繁体，字可读为‘混’。”[29]杨泽生先生则认为：“但‘蟲’为‘昆’的错字只能是一种可能。我们怀疑简文‘蟲’应读作‘融’。《说文》‘融’字籀文从‘鬲’‘蟲’声，‘融’是个从‘蟲’省声的字，因此‘蟲’和‘融’相通是没问题的。……读作‘融’，热气蒸腾之状态，与‘混’意思相去不大。”[30]这样是否会构成笔者上述说法的反证呢？所幸相同用法的“蟲”亦见于《上博五·三德》简14，简文曰：“天（灾）＝”，字形可以隶定作“”。范常喜先生指出：“‘’字右部从三‘虫’， ‘蟲’亦见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简21：‘又（有）（状）蟲〈〉（混）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认为‘蟲’是‘’之讹，‘’即昆虫之‘昆’的本字，简文中用为‘混’。‘’从‘蟲’得声，所以我们认为亦当读作‘混’。‘混混’一词文献较为多见，亦作‘浑浑’。用来表示水奔流不绝的样子，亦用于其它事物的连续不断。”[31]此说正确可从，亦可反证上引《老子》仍应从帛书本、传世本读作“混”。至于《说文》籀文“融”写作从“蟲”，出土文字似未见，不排除是“”省作“”后，进而繁化为“蟲”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抄写者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写法。”[32]

　　再回到一开头刘乐贤先生所说的问题。笔者以为《孔子诗论》的（谗）以及《周家台秦简》的（蚕），分析为从“蟲”声是可以的，目前字形上没有出现反证。但并不表示其它从“”旁的字只能分析为从“虫”，本文所举楚简的“融”与“鬻”则是应该分析为“（毓）”声的。

　　附記：本文原刊登於《周易研究》2009年第3期。近見李家浩先生大作《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與拙文的某些觀點有雷同之處，則本文或還有參考價值，故不揣鄙陋借【學燈】一隅刊發小文。

注释：

[1]刘乐贤：〈读楚简札记二则〉，简帛研究网，2004.05.29，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207。后以〈读楚简札记（三则）－楚简的「谗」与秦简的「蚕」〉为题，发表于赵平安等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11）第112-113页。

[2]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sujianzhou02.htm。

[3]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137页。

[4]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284页。

[5]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222页、刘钊：〈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第79页、李天虹：〈上海简书文字三题〉《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3）第380-381页、曾宪通：〈「子」字族群的研究〉《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6]曾宪通：〈再说「」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10）第247页。

[7]参李学勤：〈包山简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亦刊载于《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第331页、陈伟：〈读新蔡简札记（三则）〉，简帛研究网，2004.01.30、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180页。

[8]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

[9]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5-216页。

[10]2009年2月20日覆信内容。

[11]曾宪通：〈再说「」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10）第243页。

[1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第171页。

[13]孟蓬生：〈上博竹书（三）字词考释〉，简帛研究网，040426，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mengpengsheng01.htm。后以〈上博竹书《周易》字词考释——三〉为题，发表于《华学》第八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8）第122-123页。

[14]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附录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7）第559页注21。

[15]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9）第492页。

[16]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12）第327、775页。

[17]季师旭升：〈读郭店、上博简五题：舜、河浒、绅而易、墙有茨、宛丘〉，《中国文字》新27期第120页。

[18]季师旭升：〈上博五刍议(下)〉，简帛网，2006.2.18。

[1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第254页。

[20]以上例证可见拙作：《〈上博楚竹书〉文字及相关问题研究·楚文字讹混现象举例——与》（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8.1）第177-180页。

[21]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4一版）第82-83页。亦参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0-196页、魏宜辉：〈读上博简文字札记〉，《上博馆藏战国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第393页。

[22]详见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编·诗经编上》第92-93页。

[23]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3页。

[24]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李家浩先生亦有相同的意見，見氏著：〈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第7頁。

[25]张光裕：〈新见老簋铭文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05年古文字学专辑》(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第65页。

[26]李家浩：〈释老簋铭文中的「」字〉《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9）第246-247页。

[27]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673页亦作如此隶定。

[28]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第112、116页注51。

[29]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第17页。

[30]杨泽生：〈郭店简几个字词的考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12）第166页。

[31]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记三则〉，简帛网，2006年2月24日。

[3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