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3期（总第15期）

“三集团”说反思——对“三集团”说及上古世系的反思之二

吴粒民

　　在前篇，已对徐旭生先生“三集团”说的基础假设进行了分析，并说明其并不成立，因此在本篇中，所继续分析的是徐先生“三集团”说的具体证明过程。

一

　　徐旭生先生首先论证的是“华夏集团”，言：

　　这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它的两集团几乎全掩蔽下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作黄帝，一个叫作炎帝。《国语》内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说到这里顶重要需要声明的一事，就是在当时社会的单位是氏族，而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常相棍淆，无法分辨。因为在氏族中间常常有一个神通广大、半人半神的人物作它的代表。他不惟活着的时候可以代表，就是死以后，经过若干时期还可以代表。名字开始或者属于个人如果他这个人能力很大，特别烜赫，他死以后就很可能成为氏族的名字。郭璞说：“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司马贞释“少典之子”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他们这些说法都相当明通，全看到氏族的名字（诸侯国号）与个人的名字的互相混淆。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

　　“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常相棍淆，无法分辨”这样的观点多见于近代治上古史的学者之中，然而，这对于上古氏系的说法却是从未给出确凿的证明且是含混而错误的。首先，很明显不能看到一个古代人名，就认为存在着一个同名的氏族；其次，上古人名与其氏名并不重合，关于此点，可以舜、禹为证：舜之族为有虞氏，而舜之后人也不称舜族；禹之族为有夏氏，禹之后人也不称禹族；其三，世系错乱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以将人名化为氏族以期延长该名称的有效使用时间来弥缝。郭璞之说，并无氏族之意，只是说不一定就是父子亲生这样的关系而已；司马贞所言，更是上古帝王治世时间被夸大后才有的晚出之说，且以少典是国名而非氏称。古代帝王统治时间往往会被夸张，这一点上篇已有说明，故凡此等，皆非人名可用氏族这样的概念来替代的证据，否则，推而广之，尧是指尧族，舜是指舜族，鲧是指鲧族，禹是指禹族，启是指启族，太康是指太康族，少康是指少康族，上古之世，岂非大乱？因此可知，古籍以之为具体的人物，则现在仍以为具体的人物，才是适当的理解。

　　由此而论，当黄帝、炎帝在世之时，自然无从言及“两大亚族”这样的说法，即使其亡后，也无从言及黄帝族或炎帝族。观《国语》所言，明显也无黄帝族或炎帝族的意思，仅是认为二人不同姓而已，故徐先生所说“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之说，实际上只是悬想，毫无凭据可依，自然不可信从。

　　徐旭生先生下面言：

　　少典和有蟜二氏族原来居住何地，我们无法知道，未便妄说。比较可靠的是姜水所在。《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岐水在岐山的南而，当在今陕西岐山县城的东面，就是地图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人渭水的小水。此水南面隔着渭水，就离秦岭不远。秦岭古代通称华山，秦岭南面就叫作华阳，区域很广，所以《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它这里说华阳，就是要说梁州和雍州以秦岭为界。姜水与古华山很近，炎帝的传说或可以传播到山的南面，皇甫谧所说的“炎帝母游华阳”，来源颇古，也很难说。……这以上所述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

　　但是，因为后世的发展，从而将旧地名带入新居住地的情况，历史上不胜枚举，故徐先生前面所举的各种证据，顶多只能据以推测炎帝后裔中某支有发展至该地，从而将地名和传说带入该地这一可能而已，如何能就指称“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呢？若以“姜水”论，《山海经·北次三经》：“又北三百里，曰陆山，多美玉。[姜阝]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郭璞注：“或作郯水。”谭其骧先生于《〈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一文中以为“古[姜阝]水当出自今唐县或望都某山。”[1]则是北有姜水（近代即有不少学人据此及其它一些材料论证“炎帝族”在上党[2]）。姜又通羌[3]，《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强水、涪水、汉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强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潜水、渝水矣。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则是南亦有姜水。且按徐旭生先生的材料标准，《山海经》是第一等材料，何故反倒不及于不入等而只是“也备参考”的《水经注》“渭水”条呢？

　　徐先生复言：

　　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条水，可是姬姓的周弃就住在部。姬姓最初的祖先黄帝的坟墓相传在桥山。桥山，近代的书全说它在今黄陵县（旧中部县）境内，实则北宋以前书全说它在汉阳周县境内。阳周约在今子长县境内，在黄陵县北偏东数百里。又黄帝的传说同空同很有关系：庄于在宥篇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同”。《汉书·武帝本纪》内说：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新唐书地理志原州平高县下有崆峒山，当即此地。平高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内，离陕西界也不远。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样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它与发祥在陕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

　　姑且不说先秦存世典籍无黄帝葬于桥山之说，即使是考桥山之地，也并非是如徐先生所言“北宋以前书全说它在汉阳周县境内”，试举数例：

　　《隋书·地理志》：“正平旧曰临汾，置正平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大业初置绛郡。又有后魏南绛郡，后周废郡，又并南绛县入小乡县。开皇十八年改曰汾东，大业初省入焉。翼城后魏置，曰北绛县，并置北绛郡。后齐废新安县，并南绛郡入焉。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为翼城。有乌岭山、东泾山。有浍水。绛旧置绛郡，开皇初郡废。后周置晋州，建德五年废。曲沃后周置，建德六年废。有绛山、桥山。”

　　《魏书·帝纪·太宗纪》：“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

　　《魏书·天象志》：“明年，驾幸桥山，祠黄帝，东过幽州，命使者观省风俗。”

　　《水经注·漯水》：“漯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

　　更兼需要考虑古时行文例多通假，则桥山或名乔山或名蟜山亦是情理中事，再考虑《国语》所言“少典氏娶于有蟜氏”，则桥山者，实际上最有可能为有蟜氏之山。

　　至于空同之名，更是非止一处，例如：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奉公自空桐入沃宫。”杜预注：“梁国虞县东南有地名空桐。”

　　《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

　　《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空同山，汝州、岷州皆有之。老杜《送高适书记赴武威》：‘空同小麦熟，且愿休王师。’又以诗寄之云：‘主将收才子，空同足凯歌。’皆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诗何哉？盖武威唐为凉州都督府，与岷州俱隶陇右道，则送适诗虽及之无伤也。《庄子》载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记》亦载黄帝西至于空同。成玄英疏《庄子》，谓在西北界，则是以为汝州之空同。韦昭注《史记》。乃谓在陇右，则以为是岷州之空同。将孰信邪？余谓庄生述黄帝问道，又言游襄城，登具茨，访大隗。其地与汝州接，则是汝州空同无疑矣。余尝至汝州，登兹山而访其道，有所谓广成泽者，有所谓广成城者，有所谓广成庙者。宣和间，太守林时敷尝以是请建道观，其考详也。《寰宇记》又载泾州安定有笄头山，一名空同山，又以为黄帝问道之地，益无的据。而卢正援《尔雅》之说，谓北载斗极为空同。其地远，华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诞之言也。”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汝州》：“空桐山：州西南六十里。唐卢贞云：天下崆峒有三。一在临洮，一在安定。《庄子》称黄帝问道崆峒，游襄城，登具茨，访大隗，皆与此山相接。今山上有广成庙，下有广成城。汉广成苑盖亦因山以名也。”

　　清·钮琇《觚賸》卷六《崆峒鹤》：“天下崆峒山五。”

　　其说纷繁，也属于前面所说“将旧地名带入新居住地的情况”，是知，凡仅取一说，而没有详细审查源流始末的情况，皆不足成证。所以以桥山等地名证黄帝活动于陕西北部，由于地名本身的问题，自然就难以成立。

　　仔细考虑陕西的炎帝黄帝说，一是因周人的西迁，[4]再是因姜氏的兴起，而后裔居地不足以说明祖先亦必居此地，本不待言，于是可知“炎帝氏族的发祥地”的指实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而此后徐旭生先生所悬设的“东迁”论述，“西北方的华夏集团本来就分为黄帝、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的说法等等，当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二

　　再看“东夷”，徐旭生先生言：

　　据我们现在的意见，太皞氏族在东方，属于东夷集团；伏羲与女娲同一氏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关于后一点，等到后面谈到苗蛮集团的时候再说，我们现在先谈前一点。太皞的遗墟在陈，就在今河南的淮阳县境内。他后人的封地为任、宿、须句、颛臾。据《左传》杜注“任，今任城县”，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境内，“宿，东平无盐县”，在今山东的东平县境内；“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在今山东的费县境内；“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在今山东的东平县境内。少皞的遗墟在鲁，在今山东的曲阜县境内。

　　这里，又是以遗迹传说和后裔所在推定先祖，以为太昊、少昊在东方，又由东方，推定是东夷，问题同前所论。遗迹传说和后裔居地，明显都是不能说明先祖的居地必在何处的证据，而由后裔居地在东，直接推定是东夷，更是缺乏逻辑上的关系。齐国鲁国俱在山东，能说明周公旦和太公望是东夷人否？当春秋之时，杞国也在山东，是否说明杞人之祖夏后氏，也是东夷呢？若不能的话，何以太昊、少昊便可以如此推定呢？

　　更不要说“东方”并不就等于是“东夷”，二者差别明显，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

　　　须知，当中原有新兴势力崛起时，周边国族或者降服，或者外迁，弱小的国族逐渐会边缘化，而历史上的望族，于后世支裔必繁，“或在王室，或在夷狄”[5]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然是不能据以证明太昊、少昊的族系的。（要举反证也非常容易，以五方配五帝，少皞居西，更以第一等材料《山海经》证之，《西次三经》：“又西二百里，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若以同样的逻辑，则少昊非西戎莫属；《山海经·大荒南经》：“少昊生倍伐，降处缗渊。”若以后裔所居推定，则少昊似又当是苗蛮。仅执一端立论，则难免矛盾若此。）

　　再看太昊，太昊之墟在陈，无论怎么说都是诸夏中原地带。而且，《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有言：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有趣的是，前人引文，多引至“以服事诸夏”止，而不引全此后之文。若细读后文，则假设当时之人以太皞为“东夷”，那么崇太皞之祀，不正是“蛮夷猾夏”行为么，如何能言“纾祸”？而只有以“大皞与有济之祀”为华夏本有，才谈得上是“崇明祀”而正周礼的行为。以此可知，春秋时人，绝不以太皞为“东夷”。

　　再看少昊，徐先生所言“少皞的遗墟在鲁，在今山东的曲阜县境内”推测当是本于《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注称：“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而来。

　　然而，将此条材料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云：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及《艺文类聚》所引《帝王世纪》：

　　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

　　还有张守节《史记正义》曰：

　　《帝王世纪》云：‘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为穷桑即曲阜也。

　　等内容相印证比较，不难看出，所谓曲阜为少皞之虚的说法，实际上是有个间接过渡过程的，即：少皞之虚名“空桑”，而曲阜有地名“空桑”，因此推认少皞之虚在曲阜。

　　但是，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有：

　　《北次三经》：“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沱。”郭璞注：“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郝懿行疏：“东经有此山，此经已上无之，检此篇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今才得十六山，疑经正脱此一山也。”

　　《东次二经》：“东次二经之首空桑之山，北临食水。”

　　“空桑”之名又可见于下文：

　　《太平御览》引《古史考》曰：“伊尹生於空桑，陈留有空桑故城。”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注：“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榆罔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

　　则说明莘、陕之间及河南开封也有名“空桑”之地，《山经》成于春秋晚期，而《左传》成于战国时期，《山经》要早于《左传》，也就是说在《左传》成文之前，已有记载言及有多处地名名为“空桑”， 而《归藏》、《吕氏春秋》所用材料，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可知，《左传》中此段内容的记录者，只是取了当时诸说之一，若再考虑到《左传》与鲁文化的关系，则可知这样的取舍，明显很难排除地域文化的影响。

　　复观《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所称：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6]

　　及《淮南子·本经训》所称：

　　舜之时，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皆足以说明，在人们印象中，上古少皞之时的空桑，是个多湖泽的地势低洼地带，而这样的地貌特征，明显与曲阜的丘陵地带不符，却可与处于黄河冲积扇平原的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的“空桑”地势相合，此虽不能确证少昊之时的“空桑”必是在河南，也足以证明上古所言空桑绝非山东曲阜。因此，“少皞之虚”原本自然也并非在山东。而由《左传》之言即推定“少皞的遗墟在鲁”且由此推断少昊是东夷的论述，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那么，是原始材料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么？不然，实际上是推断过程存在很大问题而已。在数十年前，这样的论述于学界颇为盛行，如果要说哪位古代帝王或国族是东夷，就先是要跟“东”挂上关系，也不问是洛阳之东还是濮阳之东，西土之东还是中原之东，反正要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个“东”字，然后据此推定是“东夷”；又或者只要名称中有个“夷”字，即可推定就是“东夷”族属。所论皆颇为粗疏，从逻辑上讲，本就是不能成立的。

　　徐旭生先生下文举《逸周书·尝麦》：“命蚩尤于宇少昊”为一证，“在汉代关于蚩尤的传说全在今山东的西部”为二证，“要之，九黎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蚩尤为其酋长，所以他败死以后就葬在他那属地的东境”为三证，“《盐铁论·结和》篇内说：‘黄帝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为四证，来证明蚩尤也是东夷集团。

　　问题是，如何能因为蚩尤和太昊、少昊有关，就证明蚩尤是东夷集团了呢？所论太昊、少昊属东夷既然本就不成立，那么这里关于蚩尤的一证、四证，很明显也是不成立的了。至于二证，仅取汉代传说在山东西部立证，但是《逸周书》明言“杀之于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也称“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述异记》也有“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牛角戏，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黾足蛇首；主疫，其俗遂立为嗣”的记载，凡此皆因为不能和山东有关，不能和山东有关，也就意味着不能和东夷有关，于是就不在所论了？自然是不能如此的。仔细追究的话，即便是和山东有关，也显然不能说就和东夷有关。因此，其二证也是不成立的。关于其三证，徐先生书中以“黎”这个地名代替“九黎”这个称谓，而所言及的三个“黎”地，一在山西，一在河南，一在山东，然后弃山西者不取，以“我们觉得自郓城到浚县虽属跨越两省，可是相去并不很远。这些全是九黎氏的故地，崖尤的领土。卫地的犁也就是这方面一个地方，不过字体小有不同。历世相传，到汉朝仍有黎及黎阳各地名。可是得名的原面早已忘掉，遂生出来些奇怪的揣测。至于东方的黎与太行山内的黎相离也不太远。九黎氏历受压迫，避居山中，也是颇近情理的事”的模糊说法将九黎归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于是终于能与山东有关并归之为东夷，这与另外三证一样，明显是不能成立的。

　　此后，徐先生又论及皋陶，以为“后来皋陶的‘皋’，仍是太皞、少皞的‘皞’……《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皋陶氏族出于少皞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并且奄为嬴姓，督国即为奄旧地，偃、嬴同字，则奄君即为皋陶后人也很难说。”少皞不能说是东夷，前文已论，而且，没有任何先秦文献指实东夷是偃姓或者嬴姓，皋陶即伯夷，毋庸赘言，《国语·郑语》明言“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若伯夷是东夷，那么置姜姓于何地呢？难道将炎帝也归入东夷么。

　　其后是羿，徐先生言“在夏朝初年与夏敌对的后羿，辛甲作的《虞箴》内说：‘在帝夷羿’，羿前加夷，足以证明他属于东夷集团。”甚是难懂，若如此说，黄帝有子名夷鼓[7]，是否足以说明黄帝是东夷呢？这样分析的话，那么结合上面姜姓来源，那么岂不是说炎黄华夏皆是东夷了？

　　仔细考虑相关于夏代记载，应该不难看出一个现象，以《竹书纪年》为例，与夏发生关系的其它国族，大都被记录为“夷”，或叛或朝，总是诸夷，看不到蛮、苗、戎、狄等称谓。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合理的考虑就是，“夷”与“人”形近意同，就像《春秋》称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等一样，夏时将夏以外的国族皆称为“夷”，这里的夷只是其它国族的泛称（也完全可能是本即书“人”，后世传写讹误为“夷”），夏时称“夷”，商时称“方”，如此而已，而不是一个大的“东夷集团”下的若干小分支（夷作为外族泛称，于先秦典籍多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东夷”的内容，可追溯的最早出土文字材料即为甲骨文中“夷方”的记载了，这与《左传》所言“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大致相应，然而此前是否有关于“东夷”的称谓呢，此“东夷”是有具体所指还是一种泛称呢？前辈学者多有举《后汉书》及《三国志》等言及“东夷”的内容为说者，但是，此二书去先秦已远，当时关于“东夷”的概念已然非常泛化，所论自然不足为据，如何能以此证明殷商之前的历史呢？再者，甲骨文中的此“夷方”也并非就是后世泛称的“东夷”集团，而是有具体领域的一个国族，此本不待烦言，则“东夷”作为泛称，严格地说，尚不能早于战国时代，何以却在学界会出现一个横亘中国东部，纵跨数千年历史的“东夷族”的说法呢？此甚难解者。此“族”是指血缘？地域？文化？政治关系？凡此诸多内容在关于“东夷”的论述中往往混而无别，令人茫然失解，如坠五里雾中。试问，夏之前的文化能直称“夏文化”么，商之前的文化能直称“商文化”么，何以“东夷”如此特殊呢？因此笔者认为，“东夷”这个称谓，已经在后世历史进程中过于泛化了，而对于先秦时期的历史研究而言，当据原始文本重新加以甄别区分，理清相应的有效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而不宜再大笔一挥，将东部地区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概以“东夷”称之。

　　由以上所论，不难知道，徐先生所论东夷的“我觉得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皞氏族的人……这一集团中重要的姓，有太皞的风、少皞的嬴、皋陶的偃。又有一己姓为莒所改。……这一集团所居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这个庞大的“集团”或称“族系”实际上只是将古史世系中的太昊、少昊等人套用在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些考古文化上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这种套用，从论证过程上说是非常成问题的。

三

　　此后是所谓“苗蛮集团”，徐先生言：

　　这个集团，古人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所以就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这一集团的问题比前两集团较为复杂；第一因为前两集团在早期相互以至于可以相混的关系几乎没有，可是同这一集团关系极深，几乎可以作它的代表的人物，祝融或祝融氏族，差不多古书全说他出自颛顼，而颛顼却不属于这一集团，这就使它同其它集团有容易相混的危险。再从地域方面来看，这一集团的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可是祝融八姓建国的地域却超乎这个范围不少。第二因为据我们现在的研究，伏羲与女娲实属于这一集团，传说由南方传至北方。可是，自从刘歆用比附《左传》与《周易系辞》的办法把伏羲与太昊说成一人，两千年间，大家全认为定论。以至于一谈到伏羲画卦，大家就会立时想起河南省淮阳县的太昊陵。这样就更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现在试着对于这个复杂错综的问题加以分析和解释。

　　“蛮”与“苗”当然不同，这个无需深论，因此徐先生的这个冠名恐怕只好说比较随意。后面，徐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集团”论述有着怎样的问题了，但却仍坚持其说，这点就不太好理解了，且说伏羲女娲如何就是“由南方传至北方”？这一点实际上任何坚实的证据都没有，只是当时流行之说而已。至于祝融，也完全不是所谓“苗蛮集团”的成员，徐先生自己在后文就有说“在传说中，同这个集团有最深的关系的为祝融氏族。它虽然开始时不属于这个集团（后详），但是以后不惟他的后人为这一集团做领导，他个人的名字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每次提及他，大家总会联想到南方，联想到苗蛮”，也就是说，徐先生也同样知道祝融不是苗蛮集团，所有“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的说法，只是因为“联想到南方，联想到苗蛮”，“联想”当然是不能当证据用的。而且，要说联想，祝融恐怕只会让人联想到“楚”，联想到“八姓”，《国语》中已明称其后裔“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若“或在夷狄”的后裔即可证祝融属“苗蛮集团”的话，“或在王室”的后裔，又可证祝融属于何种集团呢？明显可见其论述不成立。

　　此后，徐先生还提到了三苗与驩兜，然而却认为：

　　至于郭璞所注‘驩兜尧臣，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面祀之’，那是后人调和《山海经》与《尧典》的说法，他们不晓得《尧典》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误会，与事实无当。

　　可是《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条郭璞注还有“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的说法可以印证该说，且在当前的考古文化发现上也有相应的反应，如《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就提及：

　　从彭头山文化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是一个自主而连续渐进的发展过程。只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个地区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文化发生很大变化，以至部分研究者把石家河文化晚期视为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个地区相继发现了8座城址，……出现在屈家峙文化时期的部分城址，如马家院和走马岭等，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已经衰落，暗示了江汉地区从屈家岭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很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又是以不破坏整个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为前提的。但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江汉地区史前城址的全面废弃和具有中原风格的器物群的普遍出现，都反映了土著文化连续发展进程的中断。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或许正与中国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以华夏为主体的民族对江汉一带的几次大规模军事征伐活动有关。[8]

　　显见，三苗的南迁与随之而来的追杀与当时的考古文化的上的变化可以对应得很好，如何能就简单否定了文献记载呢？并且，徐先生有下面的说法：

　　至于驩头与颛顼的关系，恐怕是因为将来祝融成了南方集团的代表，可是自古相传就说祝融出于颛顼，所以驩头也跟着他错成出于颛顼的氏族。说苗民氏族出自驩头，就足以证明这两个氏族属于同一集团。

　　问题是，祝融并非什么“南方集团”的代表，前面已论。而且，说祝融出自颛顼，若祝融与驩头间毫无关联的话，如何能影响到说驩头也出自颛顼？既然假设祝融是中间媒介，那么为什么是驩头被追述为出自颛顼，而不是出自祝融呢？很明显这其间的诸多问题，徐先生都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只是在各种材料间做有利于自身的取舍，并做着各种假设性立论而已。

　　徐先生于后称：

　　专从地理观点看，也就可以知道祝融八姓很难说成属于苗蛮集团的。虽然如此，前边我们说过梼杌是从深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去做首领，祝融大约也是同类的人物。他虽然出于另外的集团，但是由于他到苗蛮集团中做首领，苗蛮自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情形。我们所分的集团，主要是注意在文化方面，血统方面无大重要。所以后人把祝融当作南方集团的代表，也可以说没有错误。不过这所指的是楚、是蛮芈、是夔、是邾等氏族。其它散处各地的氏族并不属于苗蛮集团。

　　不过，祝融什么时候“到苗蛮集团中做首领”了？出于什么文献的记载？既然祝融之后的“八姓”都“很难说成属于苗蛮集团的”，何以把其先人祝融“当作南方集团的代表，也可以说没有错误”却能够成立呢？由此可见，实际上，徐先生只是想把考古文化层面的南方文化，上溯到三代之前，并与古史世系相联系而已，而这样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却是并不能够成立的。

注释：

[1]《长水粹编》第4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如《华夏文明之根探源：晋东南神话、历史、传说与民俗综合考察》一书中便有“神农氏发祥于上党考”一文。

[3]《古文字通假字典》第394页，中华书局，2008

[4]《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5]《国语·郑语》

[6]青邱，《春秋·宣公十二年》：“楚灭萧。晋人、宋、卫、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东郡濮阳县东南三十里。魏都尉治。”

[7]《国语·晋语四》

[8]赵辉、魏俊：《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