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2期（总第14期）

夷夏新辨

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华夏民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史学界对于“华夏”民族的界定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钟翰的说法：“黄河中下游两大新石器文化区系文化上的统一及炎黄两昊诸部落集团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们发源与兴起的地区虽然不同，祖先传说各异，而三族文化特征大体相同；他们相继兴起与建国，三代交递，到西周已融为一体，他们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1]至于“华夏”观念的形成，钱宾四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夏人起于今河南与山西境内，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故有夏之称。[2]而华概念之由来，宾四先生引《国语》：“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以为“华”乃嵩岳之别称，[3]是以“华夏”乃由地理名词上升为文化族群观念。现代语言学家则以华夏二字，均属鱼部匣纽，以为假借，华即是夏，夏即是华。由此而形成华夏一词。

　　然而笔者认为“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观念的出现与成形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

　　华夏民族的出现或可早在虞夏之际。也就是说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居在中原一带的族群逐渐形成一共同的文化体系。然“华夏”之名，与“夷夏”观念之分，未必就同时产生。其间名实之异同整合，虽以三代之悠远，漫漶难辨。然以文献所载，征之以近年来所出古文字数据，或可管窥蠡测，以冀一得。

　　以姬周以来夷夏之分，尊王攘夷之观念兴，至汉而唐，历宋而明，至逊清乃及当世，华夏民族，几经危殆。其间或欲师夷变华，或曰用夏变夷，是夏非夷，抑重夷轻夏，利害得失，纷纷哓哓。然则究竟何者为夷，何者为夏，何为内外之防，诚不可不辨也。

　　古来学者们多以为夏本为地名，所指是中原地区，以禹甸舜壤，虞夏之所居。或以为殷周之际夏人仍居于河南河东一带，故有中夏之称。[4]然而以文献所载看来，夏遗民最多聚居在杞缯等数小国,[5]且西周金文中有杞夷，文献中亦时以杞为夷狄，如《左传·僖公23年》“杞，夷也。”僖公27年又云杞桓公用夷礼朝鲁。故中原诸邦国之称为“夏”似与夏王朝夏人乃至夏地无直接关系。以文献与金文资料来看，“诸夏”、“中夏”、“华夏”、“东夏”之名，春秋以前所罕见，且其所指与后来的华夏观念实有不同。[6]春秋时期的“华夏”“中夏”实为宗周倾覆，平王迁都雒邑后新生的概念。故要探讨“华夏”概念的来源，仍须从西周早期周人与夏的认同说起。

一、周人与夏人

　　“夏”与周室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现代学者引用充分的史料证明周初时周人以夏人自居。然而周人与夏人在族群上是否真的有些渊源，尚在疑似之间。

　　我们知道周在灭商以前，曾经是商的属国。文献与考古资料显示商人对周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武丁时期始，周与商即发生了军事上的冲突，[7]也就是说，两者的直接接触在武丁时期已开始。先周铜器在在受商铜器的影响。[8]张光直先生受Elman Service著名的进化模式理论的影响，[9]剖析的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数据，认为三者可以说是共时存在的同一文化体中的不同的族群。[10]三者在不同时期内依次取得统治和优势地位，于是形成了文献中三代的嬗递。周原时期周人多以商为共主，且以商之先王先公为祀主，骨文所见周王祀帝乙及成汤,又祈佑于太甲即其证。是则周人亦曾在文化上与商认同。[11]

　　然周与商之认同，亦有可能是周人，在尊从大邦商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妥协政策。以文献资料来看，周人似乎自公刘时期以降，特别是古公亶父以后，始逐渐强大。于是乎又开始寻求自己的传统与文化的自主性，与殷商抗衡。

　　西周早期文献中，每见周人以夏自居，如“康诰”、“君奭”、“立政”诸篇。[12]“君奭”篇中，周公对召公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13]是以文王之区宇，被称之为有夏。“康诰”中载周公对康叔封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14]《诗·周颂·时迈》中亦有：“我求懿德，肆于时夏”的诗句。《诗经》中也有周人称“长夏”者，所谓“时夏”，其文例一如“时周”，[15]都是周人的自称。在这些文句中，可以看出周人一贯以夏部族自居。

　　但对于周人何以自称“夏”，学者各执一词。孙作云则认为周人以“夏”自居是因为“周”“夏”二族自古以来的婚姻关系，以及周居夏地。因婚姻关系而认同，恐未能必。朱东润认为“周”本为地名，至古公亶父迁于此地，始取其地名为部族名；而“夏”则是最初的部族名，因为周人以夏之遗民自居。《左传?昭公7年》亦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如果詹桓伯的话可信，那么，周自后稷之世即受夏封为夏之属地，以藩屏夏。其封地约当后来秦晋一带，包括今陕西武功、岐山、咸阳和山西汾水之南芮城万荣之间。[16]《国语?周语》亦曾多次追怀后稷以来的史事，如祭公谋父对周穆王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周人之于夏，似有黍离麦秀，故国乔木之依念。

　　然而以夏遗民自居，未必就真是夏的遗民。如果仔细阅读这些两周文献，或可测知周人以夏自居的真正原因。

　　“立政”篇中周公对成王说﹕“帝钦罚之（殷），乃伻（抨）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17]在这里似乎透露出周人认同于夏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和面对无论在文化和军事上都出其右的大邑商时所需要的心理支持。夏之衰也，以夏桀失德，殷汤得天命以承正统。《书?召诰》中召公对成王说﹕“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伪孔《传》﹕“言王当疾行敬德，视古先民有夏之王以为法戒之”。[18]而今殷纣失德，周以夏之遗胤自然可重新寻回天命，于是周公或召公乃对年幼的成王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19]

　　关于周人的起源与先世，目前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大约有两种看法。三十年代，钱宾四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提出周人后稷所封的“邰”和公刘所居的豳都在今山西一带，在古公亶父的时候始迁至岐山。钱说一出，学界多从之；然而，中国大陆的学界，如范文澜、郭沫若等都认为周人源自陕甘一带的泾渭流域。两说都有文献与考古资料作为依据，未审何从。但是，不管周人是从什么地方发源，他们以夏的遗民自居，认同于夏文化，却是确凿无疑的。考古学家们如邹衡、王克林等，也从对山西汾河中下游的晚期龙山文化、夏县东下冯文化至西周各阶段的陶器的类型特征和渊源关系的分析来证明周族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夏代文明的影响。[20]然而周人究竟是否夏人，恐怕已难穷其究竟。

　　但重要的是周人对夏的认同其背后的原因。我以为夏所给予周人的是一种民族自尊自信乃至自励的某种精神支柱。特别是在面对原宗主国殷商的时候，夏是周人受天命的正统性的标识。以夏自居，既是神性的证明，也是世俗的需要，毕竟茫茫九州岛，是禹之绩，夏虽亡国，其文明与历史的痕迹尚在。

　　周人以夏自居，同时也并不完全拒绝接受殷商的物质文明的影响。种种史料表明，周初肇造，荜路蓝缕，在种种物质、文化、制度上广泛地接受了商文明的影响。这种接受也并非不加采择。相反，周人在吸收商文化时亦有所保留，有所限制，使其适于实际统治需要。笔者在拙作“说夏与雅：周代礼乐形成与变迁的民族音乐学考察”中详细讨论了周人在吸收商代音乐文化时所经历的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周人所创制的雅乐及其制度在吸收晚商音乐文化的同时，也阻碍迟滞了音乐文化发展的自然连续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周人保守和狭隘的一面。从“夏”字的字源分析以及夏乐雅乐的名实制度的研究入手，笔者在拙作中认为：

　　自文王至周公，周人不断以“夏”自居，这实质上是一种自身正统的证明。以夏自居，承接夏的文化传统，无疑能使在各方面处于劣势的周人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乃至政治上可以与殷人相抗的依据。从夏人那里承袭的“夏乐”也具有音乐之上的某种民族文化象征意义。正因为如此，周人在灭商以后没有全盘接受殷人的音乐文明，相反，对后者亦有排斥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周初周公制礼作乐，除了承袭历代古乐以外，更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把歌颂武王灭商的“大武”归入他所创制的礼乐。周初所用的六代乐舞中，从黄帝之“云门”，到周之“大武”，六代之舞无一不是正统的标识。

　　于是，以关中地区先周文明为温床、夏文化为主体的“雅”文化乃取代河洛地区的殷商音乐文化转而居于主导地位，并在有限地吸收了河洛地区音乐的基础上创制并逐渐完善了以宗周为核心的礼乐制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周时期的雅乐。这一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昭示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以军事征服的方式交相整合而形成的文化移植（Acculturation）现象。[21]以泾渭流域为中心的周民族固然有限地接受了殷商音乐文明，而另一方面，以洹水流域为中心的河洛殷民族并未融入西来的宗周音乐文化，而是隔离化（Compartmentalize）了后者。两个文明在归一之后，合而未整，如果套用人类学术语来说，在西周时期，泾渭地区的周民族比河洛地区的商族更为涵化（Accultured）。因此，西周时期所制订和形成的礼乐制度其实施范围仍以关中区域为主。而夏与正统的概念也仅与宗周文化相联系。[22]

二、西周时期的夷夏观念

　　（一）夏

　　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其所指并不一致。许倬云教授在《西周史》一书曾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夏”观念问题，他指出：

　　建立东都成周和在东方分封大批姬姓与姜姓诸侯配合在一起，为周王国的统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上，不但有姬姜的宗族控制了战略要地，更在于经过一番调整，周人与东土的部族揉合成为一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下的国族。殷商自称大邑，却无“华夏”的观念。这些周王国内的各封国，自号华夏，成为当时的主干民族。[23]

　　许教授在此精辟地指出了商周在文化族群认同上的根本分别，周人以“华夏”的概念来称呼周人以及周初囊入版图的东土部族，显然优于商人以“大邑”自居坐大的文化策略。然而我认为许先生此说在时间上似将“华夏”概念的形成在西周可说是始露其端倪。周王国内的各封国自号华夏，仔细梳理起来，尚缺少足够的证据说明，主要是西周时期的夏的概念，与春秋时期的夏并非尽同。周初文献中所见的“夏”、“时夏”、“区夏”、“方夏”与“有夏”所指无一例外地是文王所开辟的区宇。在地理上是指宗周所在的关中地区周人的中心区域，与故殷之宇甸相对举；文化上标示着宗周的文明与制度，亦与故殷相颉抗。

　　（二）“中国”和“殷国”

　　以地理概念而论，彝器如武王成王时期的康侯簋铭云：“王朿伐商邑，令康侯啚（鄙）于卫。”纣子武庚治下的卫被称为“商邑”自不待言。保尊保卣铭文则曰：“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此殷东国固指今山东境内的“反殷”，商奄、蒲姑等邦国。而中原各国则在周代仍被称之为“殷国”。《周礼·秋官·大行人》载：

　　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眺，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24]

　　以周之幅员广阔，天子如“岁遍存”邦国诸侯，几无可能。所以王所岁存者，必其近畿内的邦国诸侯。至若十二年巡狩的“殷国”，当然是《书·酒诰》中的“殷国”，所指是袭殷之故地，大量居住着殷遗的中原姬姜及他姓诸侯。[25] 《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西周时中原地区各国，以殷之旧邦，或称之为“殷国”“商邑”，或与东国南国淮夷等相对而言，称之为“中国”“内国”。而与宗周相对而言，则亦可称“东国”。《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又云：“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以区夏即西土，故殷之畛域亦曰东国。[26]“夏”与“中国”相对举，如武王成王时器何尊铭文曰：“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今宅兹中或（国）”。[27]铭文所说的“中国”显然是指武王克殷以后，所厎定的殷的畿甸。《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此“中国”观念与前举何尊铭文一样，也并不包涵周所居之夏，即宗周一带。故自晚商至西周时期，“中国”与“夏”两词所指不同，前者是殷之旧地中原地区，后者是周之故封关中自岐周至宗周一带。胡厚宣认为，卜辞中有“中商”一辞，与东南西北四方神并举，即“中国”称谓之起源，如后世所谓“中国、夷、狄、戎、狄”“五方之民”（《礼记·王制》）。[28]案卜辞中“中商”一词，见于姚孝燧《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者凡三例：[29]

1	《合集》07837	…勿于中商。
2	《合集》20453	□巳卜，王，贞于中商乎…方。
3	《合集》20587	庚辰卜，中商。
4	《合集》20650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月。

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检索共有六例，其文如下：

1	H07837	勿于中商。一
2	H20453	（1）□巳卜，王，贞于中商乎〔　〕方。
3	H20454	（1）□巳卜，王，贞于中商乎〔　〕方。
4	H20540	（1）己酉〔卜〕，贞王于中商。
5	H20587	己酉〔卜〕，贞王　于中商。
6	H20650	（3）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其中例2例3重出，误，《甲骨文合集》20454条，其文实异。以所列词例来看，中商为殷商畿甸内一地名，应无问题。例4云：“己酉〔卜〕，贞王（省）于中商。”足资为证。胡厚宣氏以为：“中商即商也，中商而与东西南北并贞，则殷代已有中东西南北五方之观念明矣。”卜辞中“中商”而与东西南北并举，则“中商”当指商之都邑。康王时器彔 卣铭云：“王令 曰:淮夷敢伐内国，女其以成周师氏，戍于蚌。”故所谓“中国”也称“内国”。卜辞中固有“东土”（《合集》7084、7308）“西土”（《合集》6357、7082、9741正、17397正、20628、36975，《屯南》1049）“南土”（《合集》896、20576正、20627、36975）“北土”（《合集》8783、33049、33050、33205、36975）之称，实皆非方国名。《合集》36975甲骨文曰：“己巳王卜贞…岁商受…王卜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6甲骨文曰：“乙未卜贞今岁受年，不受年，南受年，东受年。”与此“四方”“四土”“四国”的观念相对举，殷人很可能已经有了“中国”的概念，但此“中国”所指是指殷商统治的中心区域。诚如田倩君所指出的：“‘中国’也是个相对称谓，当开始命名为中国时，在它的周围一定有许多方国，即所谓四夷存在着。‘中国’这个称号并非我国所独有，其它国家也有作此称呼的。”[30]文中并引章太炎《章氏丛书》：

　　印度称摩迦陀为中国；日本称山阳为中国。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土中以对边郡，举领域以对异邦。[31]

以此视之，所谓“中国”，其初殆如中商之概念，特与四方、四土相对举，并非特定的地理概念和国家民族概念。

　　王尔敏统计先秦古籍中出现“中国”一词，指出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含意约有五类：其中谓京师之意，凡9次；谓国境之内之意，凡17次；谓诸夏之领域，凡145次；中等之国之意，凡6次；中央之国之意，凡1次。[32]王所做的统计并非精确，特别是他说的第五类中央之国之意，所举的例证为《列子?汤问》“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在这里，中国既是中央之国的意思，也是指中原诸国，即诸夏之领域。且《列子》是否晋人张湛所伪托，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从这些例证来看，用作京师之意者多见于诗书中的较早（西周时期）的篇章，指诸夏之领域者始见于春秋时期的文献。所以就地域而言，西周之宇内有夏、中国、四夷之分，而非夷夏之分。

　　（三）西周夷夏亦是阶级之分

　　西周铜器铭文中周畿内之民被划分为相对举的不同类别。如李零就注意到：“西周金文中的居民有国野之分和夷夏之分，国人叫邑人，野人叫奠人；周族叫‘王人’，外族则称‘夷’。”[33]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周初的商周战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分封、殖民、移民和流徙的社会调整和变动，造成了族群混杂融合的局面。西周铜器中保留了被称为“夷”的族群的名称。如我们所熟知的淮夷、[34]南夷[35]和东夷[36]等自不必说，另有杞夷、舟夷、[37]西门夷[38]夷、[39]秦夷、[40]京夷[41]与畀身夷[42]等，其总称曰诸夷。[43]这些西周诸夷，除了自商代以来就有的淮夷、南夷、东夷之外，其它诸夷在东周文献中，便已销声匿迹。从西周晚期的询簋与师酉簋铭文来看，这些诸夷事实上与周人杂处，并且有的在周王朝中担任一些职务。如师酉簋铭文云：

　　王乎史墙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畀身夷……”[44]

询簋铭文云：

　　“今余命女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夷；师笭侧新：口华夷、畀身夷、鵌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45]

　　两器铭文都显示这些夷人在周王朝中担任着虎臣一职务，在西周户籍或人口分类中属于“邑人”一类。

　　所谓邑人在西周金文大约指一些周两京（宗周、成周）之外的城市人口。白川静以为邑人即国人，指周代的城市居民。然而国与邑从语义上来看，有重要与次要，大与小，都与城，周与非周之异。文献中的国人似以宗周与成周地区的周人为主要对象。而诸夷所属的邑人身分当是周人以外的其它城邑的居民。似此华夷杂处的现象事实上，非自周始。李济之先生就曾指出安阳殷虚所发现的人骨中，有一些具有明显不同的体质特征。然自宗姬氏由西方崛起，短短数十年内乃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又经历了短短的数十年，乃至西进灭商、建侯卫、伐反殷，东平淮徐，南征江汉，北抵燕辽，其所依赖的统治术，除了分封宗亲勋旧之外，还包括姬周族人的武装殖民。《诗经》中每言“西方美人”“西人之子”，殆即居东的周贵族或周民之后裔。

　　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周王朝的移民政策。周人的移民政策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上面所說的周人的殖民和移民，銅器中宜侯?簋中有所謂“在宜王人”即周的移民。

　　其次是商遗民的迁徙。灭商和平定武庚、淮徐乱后，首先是大批的殷遗，周人称之为殷多士，迁入周的直接统治区域，这包括新建的洛邑，成周，甚至到周的中心岐周宗周地区。近年来陕西周原出土的大量殷遗民的青铜器，如微史家族铜器等足以为证。见于文献的殷遗有迁于鲁的殷民六族，曰：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于卫的殷民七族，曰：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徙入唐的有所谓怀姓九宗。

　　此外，另一项重要的而为我们所忽略的移民政策是在周两京和畿甸以内，迁入或利用其它的非商非周的族裔族群。我认为金文所见的西门、杞、秦、京、畀身、舟诸夷即是这样一些人物。这些所谓诸夷未必是在体质上异于殷周的周边民族，以询簋、师酉簋及史密簋的铭文看来，西门、畀身、□华、服夷固无可考，杞、京、秦、舟诸夷皆可测知。其中秦之称，固无可怪，因秦虽嬴姓，属东方风偃族群，然自非子以后杂处于泾渭戎狄之间，周人或以是目之为夷。杞则夏之族裔，是殷求夏后，始居于杞，武王灭商，立为诸侯者，此为正牌的“夏”，称之为夷，殊为怪事。京于金文与《诗》《书》中多指周之两京，唐兰考释令彝，以为诗书中的京或为镐京内的京室（京太室），或为成周之京宫。[46]所谓京夷殆指两京中所居住的其它族胤。至于舟夷，学者们一般认为舟乃州之音假。此州乃姜姓诸侯国，领地在今山东安丘。[47]故在西周人的观念中，宇内之民以族群论，可分为三种，一曰周人、王人、里人，是姬周族人贵族及其属下的周平民，一曰殷人、殷民、众殷、庶殷、殷多士，乃指殷之贵族聚落，多数散布在中原各诸侯国，特别是成周洛邑、宋、鲁、卫、郑、晋等国。三曰诸夷、夷人、邑人，其来源为周初的非殷非周的各邦国族群，其中很多移居周城邑内。宜侯?銘文中有所謂“邦司”“夷司”。前者所司“自驭至于庶人。”后者所司为外土迁入的非周族移民，即所谓诸夷。

　　至于诸夷的地位在三类人中可说是最低的。殷商旧族因周人统治需要受到相当的礼遇，自冢宰卿士以下，祝宗卜史之职多有殷遗出任。宋、鲁、郑、卫、晋各国的殷遗也有相当的地位。相比之下，诸夷的地位要低得多，从彝铭来看，其地位不过是虎臣一类卫士，或如静簋铭文中所述充任宫廷仆役（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服小臣尸仆学射）。询簋铭中的服夷与所谓降人、戍秦人略同。[48]又有夷臣等身分大约是当时充任贵族家中厮养一类的夷人。夷人也有一族一族被周天子赏赐臣下或诸侯的。如西周井（邢）侯簋云：“隹三月，王令荣内史曰：（割）井（邢）侯服，易（钖）臣三品：州人、倲人、墉人。”[49]中方鼎云：“王令太史兄（贶）衤鬲土。王曰：‘中，兹衤鬲人入史（事），易（锡）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贶）畀女（汝）衤鬲土，作乃采’”此处中是人名，武王因衤鬲人入事于周，因功封中于衤鬲土并其地之人民，曰衤鬲人。[50]

　　西周观念中的人群，可以下三方面来分：

	城邑		乡野
地理名词	国、邑、邦		野、甸
人群名词	国人、邑人、邦人		奠（甸）人、野人
	周族	异族	商族
族名	王人[51]、周人	夷、夷臣、夷人	殷、殷人、殷民、庶殷、殷多士
政治名词	周之都邑		其它诸侯城邦都邑
	国人		邑人

　　1）就地理观念而言： 城邑　　　　　　　vs.　乡野
　　　　　　　　　　　　国、邑、邦　　　　vs.　野、甸
　　　　　　　　　　　　国人、邑人、邦人　vs.　奠（甸）人、野人

　　2）就族群族属而言： 周族　　　　　异族　　　　商族
　　　　　　　　　　　　王人、周人　　夷、夷臣　　殷、殷人、殷民、 庶殷、殷多士

　　3）就政治上而言：　 周之都邑　vs.　其它诸侯城邦都邑
　　　　　　　　　　　　国人　　　vs.　邑人

　　故所谓夷夏之分在西周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概念和界定标准。在这个标准的背后潜含着狭义严格的族群优势和歧视心理。所谓“夏”，就地理而言指歧周宗周一带，姬周一族的源地，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于关中地区代周而起的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适鲁观乐，至《秦风》乃赞道：“此之谓夏声，能夏则大，其周之旧乎？”至秦王朝建立，在秦律法中秦地仍以夏名之，秦始皇帝13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云：“臣邦人不安秦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52]可见，宗周旧基，秦之属地，至秦一统宇内仍袭周之旧称，以夏自居。而战国晚期苏秦说齐王，谓“秦虽强，终不敢出塞流河，绝中国而功（攻）齐。”[53]秦人称秦地为夏，是延用西周时的旧称，苏秦所说的“中国”是中夏诸国，也是延用旧称，其范围并不包秦齐楚等国。

　　另就人群而言，夏指所谓王人周人西方之人，西周贵族故每有“伯夏父”、“仲夏父”“安夏父”之名，以自高贵。夷则指殖民地的族群聚落，周固有城邑中的外来移民，以及边裔之异族族群。再有从政治上说，则夏是宗周文明制度的标识，其文化内涵是周初至西周中叶所逐渐形成的以周文明为主体，大量吸收商文化的一套礼仪、典章和制度。

　　而夷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大约有三层涵义。一是作为集合名词，文献与金文资料中，有所谓“蛮夷”、“夷狄”、“诸夷”、“三夷”、“四夷”、“九夷”等自是化外宇内异族之统称，又有“南夷”、“北夷”、“东夷”、“西夷”、及“淮夷”、“岛夷”、“风夷”、“畎夷”、“赤夷”、“白夷”、“黄夷”、“蓝夷”等则某类特定族群之统称，或以地域名，或以族姓名，或以其它特征名。

　　其次则为专有名词，特指某一族，如前文述及金文中之杞夷、京夷、秦夷、及文献中所见之徐夷、莱夷、莒夷、邾、吴等等至春秋时期仍时常被称之为夷。

　　三曰周宇内某种身份人之代称，其如前所述之杞夷、京夷、秦夷等，既是族名，也是徙居后的身份，此外另有西门夷、服夷、畀身夷、夷人、夷仆、夷臣、诸夷等也标识着其社会地位与身分。师询簋铭文中记载周王“睗（赐）女（师询）矩鬯一卣圭瓒夷□三百人。”夷后疑为仆字。

　　所以说西周时期的夷夏之分，在地理与民族概念上既非春秋的“中国”与周边民族之分，文化上也绝非春秋以后的“华夏”与“夷狄”之分。从以上研究看来，西周观念中的“夏”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文化、种族上来说，都相对来说比较狭隘，并未上升到如顾立雅教授所说的“文化”“礼俗”上认同的高度。真正的文化礼俗上的夷夏之分乃在春秋时代。

　　东夷、淮夷、南夷和南淮夷商代已存在，骨文中又有夷方（《甲骨文合集》33038,33039）或径称“夷”（《甲骨文合集》6457,6458,6459,6460,6461,6462），自武丁时期起即与商时有征伐之事。此边裔诸夷在西周时依然存在，且时与周为敌。以金文所记而言：

西周初	隹王来正尸（夷）方	小臣艅牺尊
周公	隹周公弙征伐东尸（夷）	周公东征鼎
成王	王令遣截东反夷	疐鼎
成王	东夷大反白懋父殷八师征东夷	小臣言逨簋
西周早	隹公大保来伐反夷年	旅鼎
西周早	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贯行	中方鼎
西周早	隹王伐东夷	鼎
西周早	隹王既尞厥伐东夷	保员簋
西周中	王令曰：淮夷敢伐内国	彔卣
西周中	隹白屖父　成即东命戍南夷	竞卣
西周中	周白边及仲偯父伐南淮夷俘金	仲偯父鼎
西周中	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肤虎会杞夷舟夷雚 不折广伐东或	史密簋
昭王	南国　子之叛，南夷东夷具见	宗周钟
懿王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	无　簋
西周晚 厉王	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	虢仲盨
夷厉	南淮夷遱殳内伐	敔簋
夷厉	淮夷旧我员畮臣今敢博众叚反厥工吏弗迹我东或 今余肇令女率齐帀 莱秂屃左右虎臣正淮夷	师寰簋
宣王	克狄淮夷	曾白簠
宣王	至于南淮夷	兮甲盘
西周晚	南中邦父命驹父即南者侯率高父见南淮夷氒 取氒服堇夷俗	驹父盨盖
西周晚	南或　子敢臽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氒都　子 乃遣闲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	钟

　　可见终西周之世，周与淮夷东夷南夷的征战无时或断。金文辞辅之以文献记载，可知成王时周公召公的东征南征自不必说，昭王南征荆蛮，丧六师于汉，起因似与淮夷之伐内国有关。《后汉书·东夷传》又载穆王时徐戎（夷）率九夷犯宗周。[54]《汉书?匈奴传》：“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55]夷厉时期，淮夷亦曾入寇，周王遣虢仲伐之。迨宣王立，召虎平定淮夷，方叔远征荆蛮程伯休父伐徐方，周与周边诸夷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而西夷、诸戎、诸羌等又近在关中王畿左迩，时有征伐。《今本竹书纪年》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逋。十三年，翟人侵岐。宗周既陨，不但周王室被迫东迁以避戎患，周在关中一带的直属邦国，也随之而东。

　　故所谓春秋时期夷夏观念的产生，实因华夷杂处、夷患愈演愈炽，周人穷于应付有关。刘申叔先生虽囿于当时所具备的考古与其它数据，已见及此。申叔先生指出：

　　殷商既兴，四夷向化，“王会”所言，历历可考。又据《纪年》一书，则殷商中叶有西戎（太戊26年），九夷（太戊61年），侁人（河亶甲五年）之来宾，有蓝夷（仲丁六年）之征讨。地望所在，渺不可稽。惟据《诗》《书》及《史记》《纪年》考之，知殷人与异族之关系，仅有二端。一为武丁时汉族辟地于西南，一为武丁后，异族蔓延于西北-……（迨及周世）关内河东已开华夷杂居之渐矣。观《孟子》言狄入攻亶父，《诗》言南仲伐昆夷，则丰镐以西，久罹戎患，得季历文王以征之，而戎狄之祸稍弭，不然，骊山之祸，不待周末而发矣。[56]

　　仪征刘申叔先生，所著《中国民族志》论夏殷之形势及西周与异族之关系，虽囿于当时资料，然以文献所载，洞烛微隐，诚多不刊之论。惟西周中晚期夷狄之患，实与周人对四夷与诸夷的统治政策有关。周初广鲁天下，封建诸侯，同时对殷商旧族采取了怀柔安抚政策，在具体实施上是成功的。然对四夷和诸夷，似采取了较强硬的措施，在民族政策上，自称周人王人，以夏自居，以别于庶殷诸夷，洵为取败原由之一。

三、春秋时期的夷夏观念

　　西周华夷杂处最终使王朝变生肘腋，直至幽王举烽，申戎、缯、西夷、犬戎直捣宗周，西周国祚就此以终。然而平王东迁，定都雒邑之后，周人的中心统治区域随着周王室转移到中原地区，此时夏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笔者在拙文“说夏与雅：宗周礼乐形成与变迁的民族音乐学考察”中提出：

　　平王东迁之后，“夏”的概念始被扩大到广大中原地区，也就是《左传》与《国语》中所常见的“诸夏”。这个诸夏就是“晋主夏盟”的“夏”。它所包含的范围已不光是王畿以内，而是囊括了名义上尊奉周天子的中夏各诸侯国，春秋时期的霸权之争和尊王攘夷观念都是以这个新的诸夏观念为核心的。与“夏”的概念相对应的是“雅”的概念，原来与宗周文化和关中地区文明相联系的“雅”至此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先王与宗周相联系的雅文化，在东周建立之后，当然为东周王室所据有，雅的概念由此而附着在新的统治群上以确立其正统性，于是先王与后王，宗周与东周，就文化而言变成了二而一的事物。这一个观念上的变化在后人的表述中更为明确。《荀子》曾提到﹕“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王制篇第九”）荀子还一再谈到“法后王、一制度”的“雅儒”这一种人物。《毛诗序》也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57]所谓“变雅”和“不雅”显然都是指与周王道相悖离的事物。而雅就是周的王道，即先王与后王、宗周与东周的统一体，也是“古雅”和“雅正”的统一体。[58]

　　这一变化，从本质上说是姬周文明与中原殷商旧族的再度融合。其根本的标志是此时周人的“夏”观念已不复与“中国”相对举，而是整合为一。由是出现“诸夏”“华夏”“东夏”等概念。这表现了周人在文化上的包容和变通精神。许倬云教授在谈到周文化的包容性时指出：

　　“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所以我们说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59]

　　“夏”与“中国”在春秋时期皆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顾立雅曾指出:

　　所谓“华夏”概念的基准自古以来都是文化上的。中国人有其独特的生活，独特的实践文化体系，或冠之以“礼”。合乎这种生活方式的族群，则称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变夷为夏，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主干。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of “Chinese-ness,” anciently and throughout history, has been cultural. The Chinese have had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 a particular complex of usages, sometimes characterized as li 礼 （ritual）. Groups that conformed to this way of life were, generally, considered Chinese….It was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transforming barbarians into Chinese, that creat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hinese people.[60]

　　两周时期“夏”与“中国”的观念的发展变化恰如顾立雅所描述的那样。随着多族群的接触、交流、冲撞与整合，夷夏之分野也时有变化。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包容和涵盖特质，使中华文明经百劫而不衰，历千祀而不绝。

　　许倬云和顾立雅两先生谈到的周人“华夏”观念的这种包容性，可谓精确不刊。然而我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从西周的以夏自居，到春秋的包容诸夏，以及夷夏之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自王室东迁以后，蛮夷戎狄之患，并未稍戢，相反，可以说终春秋之世，无时或无。[61]

　　顾栋高据《春秋》经传所记，分戎之别为七：有骊戎（在今陕西骊山附近）、犬戎（在今陕西凤翔）、陆浑之戎（本处瓜州，即今燉煌，曰允姓之戎，迁于中国曰陆浑之戎，在今河南嵩县，又名阴戎，封晋之阴地，其支又名九州岛戎、小戎、姜戎）、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在今河南伊洛一带）、蛮氏之戎（又名茅戎，居解州之平陆）、北戎（又名山戎，在永平，今北京河北一带）、戎州己氏之戎（《春秋》经直曰戎，或言即徐戎）。狄之别有三：曰赤狄、白狄、长狄。赤狄又分六族：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白狄又分三支：鲜虞、肥、鼓。东方之夷曰莱、介、根牟。又有自殷以来称盛的淮夷。南方则有群蛮、百濮（夷之一支）、卢戎（戎之一支）。[62]从《春秋》经传所载来看，华夷杂处的局面，春秋时尤烈。华夷杂处，有散居，有群居。群居者又时与中原诸夏离析整合。离则依附，聚则为患。依附则归化为民，或为所用，为患则滋扰中国，至于国灭祀绝。见于经传者，其例如：隐公7年（-716），戎州己氏之戎伐凡伯，隐公7年（-716），北戎侵郑，桓公6年（-706），北戎侵齐，庄公18年（-676），己氏之戎入鲁境，庄公24年（-670），己氏之戎侵曹，庄公26年（-668），庄公伐戎，庄公28年（-666），晋伐骊戎，庄公30年（-664），山戎病燕，齐伐之，庄公32年（-662）冬，赤狄伐邢，闵公2年（-660），赤狄入卫，晋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闵公2年（-660），虢公败犬戎于渭汭，僖公元年（-659），邢避狄迁于夷仪，僖公2年（-658），虢公败犬戎于桑田，僖公8年（-652），赤狄伐晋，僖公10年（-650），赤狄灭温，温子奔卫，僖公10年（-650），齐侯许男伐北戎，僖公12年（-648），齐管仲平戎于王，僖公12年（-648），诸侯城卫楚丘之郛以防狄，僖公13年（-647），赤狄侵卫，僖公13年（-647），淮夷病杞，僖公14年（-646），赤狄侵郑，僖公16年（-644）秋，赤狄侵晋，僖公16年（-644），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僖公16年（-644），王以戎难告于齐，僖公18年（-642）五月，宋襄公伐齐，狄救之，冬，邢人狄人伐卫。僖公20年（-640），赤狄、齐人盟于邢，僖公21年（-639），赤狄侵卫，僖公22年（-638），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僖公24年（-636），赤狄伐郑，僖公30（-630）秋，介人侵萧，僖公30年（-630），赤狄侵齐，僖公31年（-629），赤狄围卫，僖公32年（-628），卫人侵狄，旋与盟，僖公33年（-627）夏，赤狄侵齐，秋，赤狄伐晋，僖公33年（-627），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文公4年（-623）夏，赤狄侵齐，文公7年（-620）夏，赤狄侵鲁西鄙，文公8年（-619），伊雒之戎将伐鲁，文公9年（-618）夏，赤狄伐齐，文公10年（-617）冬，赤狄侵宋，文公11年（-616）秋，赤狄侵齐，文公13年（-614）冬，赤狄侵卫，文公17年（-610），周甘歜败蛮氏之戎于邥垂，宣公3年（-606）秋，赤狄侵齐，宣公5年（-604）夏，赤狄侵齐，宣公六年（-603），赤狄伐晋，宣公7年（-602）秋，赤狄侵晋。宣公7年（-602）夏，鲁公会齐侯伐莱，宣公8年（-601）夏，晋师、白狄伐秦，宣公9年（-600）夏，齐侯伐莱，宣公9年（-600），鲁公取根牟。宣公15年（-594），晋师灭赤狄潞氏，宣公16年（-593），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成公元年（-590），王师败于茅戎，成公3年（-588），晋郄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成公6年（-585），伊雒、陆浑、蛮氏之戎与晋伯宗、卫孙良夫、郑人侵宋，成公9年（-582）冬，秦人白狄伐晋，成公12年（-579），晋人败白狄于交刚，襄公2年（-571）春，齐侯伐莱，襄公5年（-568），王使王叔陈生愬蛮氏之戎于晋，襄公6年（-567）冬，齐侯灭莱，昭公元年（-541），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昭公元年（-541），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昭公元年（-541）夏，晋荀吴帅师败白狄于大卤，昭公4年（-538）夏，楚子、诸侯、淮夷会于申，七月，楚子以诸侯、淮夷伐吴，昭公12年（-530）秋，晋荀吴灭肥，冬，晋伐鲜虞（中山），昭公13年（-529）秋，晋荀吴伐鲜虞（中山），昭公15年（-527）秋，晋荀吴伐鲜虞，围鼓，昭公22年（-520），晋籍谈士蔑帅九州岛之戎以纳王于王城，昭公22年（-520）六月，晋荀吴再灭鼓，定公3年（-507）秋，鲜虞（中山）人败晋师于平中，定公4年（-506），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中山），定公5年（-505）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中山），哀公3年（-492）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哀公6年（-489）春，晋赵鞅帅师伐鲜虞（中山）。以经传所记，终春秋之世，戎狄之患，无时或无。齐桓晋文攘夷狄于外，而若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为祸近于京师，赤狄、陆浑、蛮氏之戎侵扰辄在左迩。中原诸夏的夷夏界分观念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扰攘现实中起于对夷狄防不胜防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在春秋文献中有所表露：

　　1、《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

　　2、《左传·庄公31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3、《左传·僖公21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4、《左传·定公10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与变通策略，春秋时期的夷夏观念并非严格区分的族群观念，而是往往以是否尊奉天子，从合诸夏为标准。

　　1、《左传·僖公15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

　　案：徐本是戎夷，因楚（蛮夷）伐之，而视同诸夏。

　　2、《左传·襄公12年》：“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案：楚大夫子囊议共王谥号，称楚抚有诸族为蛮夷，而自称属诸夏。如此则此一蛮夷，彼一蛮夷，究竟谁是蛮夷，殆未可知也。

　　3、《谷梁·襄公7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传）未见诸侯，其曰如会，何也﹖致其志也。礼，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则何为加之如会之上﹖见以如会卒也。其见以如会卒，何也﹖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

　　案：郑伯欲会中国诸侯，谷梁子乃称之为中国之君；郑大夫欲从楚，谷梁子乃夷狄之。是以夷夏之分，并非以民族或地理为界限，而已变为一种政治文化分野。即如韩愈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63]

　　所以春秋时期夷夏之观念似有双重的标准，一方面由夷狄的侵凌，周室的播迁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使周与中原诸夏时时念念“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书·舜典》）春秋经传每欲严于夷夏之大防，“《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15年》），《春秋》三《传》一直宣言“不以夷狄之主中国”（《公羊传·昭公23年、哀公13年》），“不以夷狄之执中国”（《公羊传·隐公7年》），“不以夷狄之获中国”（《左传·昭公10年》），“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谷梁·襄公7年》）。而另一方面，此忧患意识在面对背主弃盟、灭国绝祀者相继的扰攘现实时，不得不取一种变通之态度。吴虽夷狄，“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则吴进矣”（《谷梁·定公4年》）。若其尊号令，奉坛盟，则夷狄犹中国也，若其僭尊位，背夏盟，则中国亦新夷狄也。这种包容性和变通态度，追其思想根源，应与西周至东周这一发生历史剧变时期，周人的夏的观念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平王东迁以后，夏已由比较单纯狭隘的地理民族概念，演变为包容中国诸姓的一个比较寛泛的政治概念。

　　综上所述，夏（中国）与夷之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如下不同的标准：

　　一、以地理分：《国语》所纪祭公谋父对穆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64]是西周之世，蛮夷戎狄的概念本亦由地理远近，职贡高低而分。《周礼·夏官》分天下为九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65]《书·康诰》有所谓五服，为侯、甸、男、采、卫。[66]《书·酒诰》云为侯、甸、男、卫、邦伯。[67]“召诰”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又无卫。《书·益稷》《书·禹贡》则纪其名为：侯、甸、绥、要、荒。[68]此類諸侯職貢名稱，商代已有，[69] 而蛮夷戎狄之列于要荒，似是自西周时期始有的观念。西周初的文献《尚书》诸诰中尚无此观念。《书·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故蛮夷作为地理概念，西周时期已经显著，春秋时期亦延用此观念。孔子欲居「九夷」，又云蛮貊之邦可行也。

　　二、以民族分：夷夏观念本是两种不同血缘民族的区分，自不待言。《左传·成公八年》载季文子“《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春秋时期不仅视夷狄为异族，并且以异类视之。周襄王欲纳狄女为后，大夫富辰说：“狄，封豕豺狼也。”（《国语·周语》）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左传·闵公4年》）夷狄之名曰蠻、夷、閩、貉、戎、狄、曰猃（玁）狁、曰獯鬻，是皆以豺狼虫豸视之。周定王对士季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洽，若禽兽焉。”[70]

　　三、以文化礼俗分：春秋之世，或视夷狄为异类，此既是就种族之不同而言，亦就礼俗而言。《左传·襄公9年》戎子驹支对范宣子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71]在中国之人中，以礼乐法度之胜于夷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故春秋中国之人对蛮夷戎狄的态度，有所谓“以德绥戎”（魏绛），“修文德以来之”（孔子）之法。[72]

　　四、以政治分：则以是否尊奉周天子，是否从合夏盟为标准，来判定夷夏之别，春秋经传往往以此论进退，别华夷，已见前论。

　　本文认为春秋时期这种以不同标准，多层面判别夷夏的观念，并非旦夕而成，它实际上包涵了深刻的历史内涵，也蕴含了不同时期周人的不同民族观念。而夷夏之分的这种多层次、多标准的特性，对我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纯粹以文化礼俗和政治来分别夷夏，体现了周人的一种包容性和变通态度。而在历史上夷夏纷争尖锐到无法调和时，它往往能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宋书?五行志》卷31：“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73]是魏晋时期犹以“中国”指据有中原之晋，而与吴并举。而《宋书?柳元景传》卷77：“元景轻骑晨至，虏兵之面缚者多河内人，元景诘之曰：‘汝等怨王泽不浃，请命无所，今并为虏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此尔。’皆曰：‘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74]此“中国”盖指南朝之宋。《宋书?索虏列传》卷95：“（宋）太祖践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75] 刘裕所说的中国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从上例可以看到，南朝时期的中国观念，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民族、政治名词。对于南朝宋人来说，晋是中国，此就中原的正统而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北朝魏治下的中原也是中国，此就地理概念而言；偏安江左的南朝宋也是中国，此就其政治上的正统性而言。似此概念之优容，准的之未一，适为后世师夷变夷、折冲尊俎，提供一转圜地。中国历史上的夷夏观念，也如中国概念一样，每每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有转圜的余地。金元时期，一些汉族和汉化的其它民族的知识分子都从文化、礼俗的角度来界定“中国”“华夏”的观念，从而置换“中国”“华夏”的地理概念和民族内涵，藉以在政治上为异族入主的正统性寻求理论依据。[76] 清初学者，于夷夏之辨不可谓不严，顾宁人（顾炎武）所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77]吕晚村（吕留良）所谓：“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78]王船山（王夫之）所谓“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统，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79]此其皆就本民族的利益而言，清初学者于血缘亦十分重视，一本诸春秋时期“戎狄豺狼，诸夏亲昵”之观念。然而，雍正针对的观念是：以正统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以地理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以种族论，指出“夷夏一家”，并追溯其先世为黄帝之后；以文化论，自清初开国尊孔开科等，皆从中国礼俗，“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80]从这几个方面出发，雍正可说在理论上解决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夷夏观问题。故夷夏之别，由夷夏之辨本身的多重性和包容性而消匿于无形。以此看来，春秋辨华夷之义，严夷夏之防适为后世用夏变夷、及师夷之长技张本。

注释：

[1]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71。

[2]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

[3]《国史大纲》页12。章太炎以为，”今直隶淮南皆谓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声借，若华亦作荂矣。”见“新方言”二，《章氏丛书》杭州：浙江书局刊本，1918年，第1函，第7册，页39上。此又别为一解。

[4]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页1093-1134。

[5]据文献所载，杞缯历商而再封于周初武王时期。杞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为楚所灭，缯于公元前567年为莒所灭。见陈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年，2:121b-126a;4:298a-305b。春秋后期至为强盛的越国，传亦为夏少康之后。《史记?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

[6]“华夏”一词，春秋以前文字中仅一见。《尚书?武成》云:“今商王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传》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疏》：“冕服采章对被髪左衽，则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见《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185。余按：此“华夏”非谓中国也。是篇前文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传》注“方夏”云：“以抚绥四方中夏。”余按：方夏者，夏方也。其用法一犹“区夏”（“康诰”）。华夏犹言有冕服采章之美之夏方也。故华夏所指仍是周邦，其实亦周人自我夸饰之语。此说征之金文字形，允信。金文华作“一蒂五瓣之形”（林义光《文源》），为花之初文。故以花之绚丽形容文章黼黻之美。如此则华夏之华，初非地名。

[7]陈梦家：《卜辞综述》，页291-2。

[8]Cho-yun Hsu and Katheryn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8）,41-2.

[9]Elman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York: RandomHouse, 1962）.

[10]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31-63;“殷周关系的探讨”《中国青铜时代》页91-119。

[11]许倬云：《西周史》页63。

[12]《尚书通论》，页112。

[13]《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224。

[14]《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203。

[15]“长夏”见《大雅?皇矣》；“时夏”见《周颂?时迈》、《周颂?思文》；“时周”《周颂?赉》、《周颂?般》。朱《诗三百篇探故》，页66-67。

[16] 杨伯骏：《春秋左传注》页1307-1308。

[17]《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231。

[18]《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212。

[19]《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页213。

[20] 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页79-80。

42Acculturation 人类学界一般译作“涵化”。

[22]见拙文“说夏与雅：宗周礼乐形成与变迁的民族音乐学考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页46-47。

[23]许倬云：《西周史》页119-20。Hsu and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123.

[24]《周礼注疏》见《十三经注疏》页892。

[25]《书·酒诰》：“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酒诰”一篇周人亦皆以西土自居，而称中原之地曰“殷国”。

[26]《尚书正义》，页202-3。

[27]于省吾引何尊铭文以为“中国”一词，武王时期已出现。见“释中国”《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74-180。

[28]见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的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上海书店，1944年，页383-388。

[29]姚孝燧主编萧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页778。

[30]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大陆杂志》，第31卷第1期，页19。

[3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见《章氏丛书》杭州：浙江书局刊本，1918年，函3，册26。

[32]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页442-3。
[33]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收入吴荣曾编：《尽心集：张振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10-1。

[34]见敔簋、曾伯旅叵、翏生盨、驹父旅盨、彔 尊、兮甲盘、禹鼎及其它铜器铭文。

[35]见无簋、史密簋、宗周钟、竞卣及其它铜器铭文。

[36]宗周钟、小臣言逨簋、禹鼎等。

[37]史密簋。

[38]师酉簋、询簋铭文。

[39]师酉簋、询簋铭文。

[40]师酉簋、询簋铭文。

[41]师酉簋、询簋铭文。

[42]师酉簋。

[43]能原钟与能原镈。

[44]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9.21.2-9.24.1。

[45]尚志儒：“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夷问题”《西周史论文集》页231-2。

[46]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考古学报》4[1]:24-25，及“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页63。

[47]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73。

[48]白川静释静簋铭中服为职官名，释询簋铭中服为一种军士（参见《金文通释》16.84.127;31:182.705）.以两器铭文参照来看，服之服似为一种军士充任宫廷护卫之职，“服夷”指出这些军士的族群来源。

[49]井侯簋又名荣作周公簋，为西周早期器，见《殷周金文集成》，8.4241。

[50]中方鼎为西周早期器，见《殷周金文集成》，5.2785。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92。

[51]宜侯?簋、曶鼎。

[52]《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06。

[53]《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从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一）《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册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页61。

[54]《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2808。

[55]《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3744。

[56]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607。

[57]《重刊宋本毛诗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印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本，页16。

[58]见拙文“说夏与雅：宗周礼乐形成与变迁的民族音乐学考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页39。

[59]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70-1。

[60]Herrlee G. Creel, Origins of the Statecraf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97.

[61]本文初发表于1999年6月1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办的《中华民族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间，王仲孚教授曾提出意见，指出徐复观先生认为周人的 “忧患意识”西周初年已有。我认为周初之忧患意识与春秋时期的忧患有所不同。当然忧患意识周初的周人已有，多见于《尚书》诸诰中。而周初周人的忧患，来自于对不可知的天命的敬栗，而平王东迁以后周人的忧患，则更多地是对“王室将卑，戎狄必昌。”的忧虑。

[62]顾栋高：“春秋四裔表叙”《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2159-2161。

[63]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1，页4。

[64]《国语》，卷1，页4。

[65]《周礼注疏》，卷29，页197，见《十三经注疏》，页835。

[66]《尚书正义》，卷14，页95，见《十三经注疏》，页207。

[67]《尚书正义》，卷14，页95，见《十三经注疏》，页207。

[68]《尚书正义》，卷5，页31；见《十三经注疏》，页143。《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见《尚书正义》，卷6，页41，《十三经注疏》，页153。

[69]见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古代文史研究新探》，页343-365。

[70]《国语》，卷2，页62。

[71]《史记》，卷5，页192。

[72]见姜建设：“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页18。

[73]《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卷31，页914。

[74]《宋书》，卷77，页1985。

[75]《宋书》，卷95，页2331。

[76]关于金元时期汉族与汉化的其它民族知识分子，如元好问、赵秉文、郝经、杨维祯等人的“中国”观，可参见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一文，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5期（2002年10月）：页53-56。

[77] 见黄汝成集释，顾炎武撰：《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7，〈管仲不死子纠〉条，页11下。

[78] 吕说见《大义觉迷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卷2，“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曾静供述，页11上。

[79]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3，页416。

[80] 见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页29引自《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