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2期（总第14期）

述《五礼通考》之成书

张涛（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清味经秦蕙田纂修《五礼通考》一书，以《周官》五礼分目，汇古今诸儒聚讼之说，附以历朝史志，为之疏通驳解，使后之考礼者一编在手，如览众书，而列代沿革，亦备于目前，其有功经义，良不鲜也。

　　今不自揆，就其成书史事略加稽考，先述其纂修始末以为经，再叙与事二十余人之情况，以为纬，兼及该书版本源流与各本得失，聊供世之读是书者参酌讨论。深愧所见不广，所得未深，仓促成文，殊难赅备，查疑补缺，俟诸异日。

一、《五礼通考》纂修系年

　　雍正二年甲辰（1724），秦蕙田二十三岁，与同邑友人相约读经，期月二会，前后十有余年。诸君参错礼书，往复问难，随读随记，积藁百卷。

　　《五礼通考》卷端秦氏《自序》云：“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学正宸锡、吴主事大年、学士尊彛兄弟为读经之会。”

　　案蔡德晋，字宸锡。吴鼐，字大年。吴鼎，字尊彛。

　　秦氏《自序》又云：“相与谓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纬，轇輵纷纭。……乃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抵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専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每一事一义辄集百氏之说而谛审之，审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径，榛芜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犹未敢自信也。半月一会，问者、难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已、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帙矣。”

　　案秦《序》追忆读经之会缘起、诸君论难情实颇为生动详尽，良可宝贵，虽不若后撰《凡例》之该备，然大纲草创，亦具体而微者也。观此可以见古人著作发端、赓续之艰难，所谓先河后海之意。此序作于乾隆二十六年。另秦氏友人诸氏洛，乾隆十九年撰《书〈味经窝图〉后》，内述读经之事，可与此互参，姑录数语如次：“与同里蔡学正敬斋、吴工部容斋、学士易堂，龚布衣绳中联解经会。朔望必集，各出疑义相质，如是者数年，成经说百余卷。”内龚粲字绳中，为秦《序》所遗。

　　又案自本年始，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一期。

　　雍正三年乙巳（1725）。春，诸人详考礼书“袒裼袭”之义。未几，蔡德晋成《袒裼袭记》与《袒裼袭解辨》二文。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宾礼“天子诸侯朝”门：“蕙田案：礼文有经传明据而淆于诸儒之岐说者，莫如袒裼袭之义。少时与同学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与徧考经文，详稽众说，久乃豁然融贯，迎刃而解。搜集则吴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说则蔡氏笔也。棼丝就理，翳障顿开，凡三阅月而后定。呜呼，读经岂易焉！”

　　案所云“此二说”，指蔡氏德晋《袒裼袭记》及《袒裼袭解辨》，俱见《五礼通考》本卷，后严杰辑《经义丛钞》，卷十二亦录此二文，唯前者名《袒裼袭说》。

　　乾隆十年乙丑（1745）。秦氏迁礼部右侍郎，承命校阅礼书，于五礼沿流，详加考究。

　　《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七·秦蕙田》：“十年，迁礼部右侍郎。”

　　《五礼通考自序》：“乙丑简佐秩宗，奉命校阅礼书。”

　　案前此乾隆元年丙辰（1736），秦氏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编修，南书房行走，见《清史稿》卷三〇四本传。其间修书一事，不曾或辍，本《序》所谓“丙辰通籍，供奉内廷。见闻所及，时加厘正”者是。至佐贰礼部，得阅礼书，于纂修《五礼》之举帮助良多，故本《序》自道其事云：“时方纂修《会典》，天子以圣人之徳，制作礼乐，百度聿新。蕙田职业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

　　秦蕙田《周易孔义序》：“蕙田登第，由翰林贰秩宗，方从事《五礼》。”

　　案秦氏自称“《五礼》”，此为初见。

　　又案自秦氏及第入京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二期，其间数事，影响《五礼通考》纂修甚巨，晋升秩宗，乃其一也。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五月，以本生父秦道然身故，丁忧在家，仿徐干学《读礼通考》，复加更张，订制《五礼通考》纲目规模。

　　《清史列传·秦蕙田》：“十二年五月，丁本生父忧。”

　　《五礼通考自序》：“丁卯、戊辰治丧在籍，杜门读礼，见昆山徐健庵先生《通考》。”

　　案雍正间诸君排比经注、众说，汇为一编，然未尝以《五礼》名之。至第二期，始见《五礼》之称。据本《序》，秦氏以徐干学《读礼通考》“规模义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宾军四礼尚属阙如”，遂“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与本书《凡例》所谓“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着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至近代昆山徐氏干学着《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歴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闗，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是书因其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吉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之未备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礼，别为条目，附于嘉礼，合徐书而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正合，可知《五礼通考》全书条目，至此略定。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四月，秦氏将服阕，仍起礼部侍郎。此后，方观承、卢见曾、宋宗元均许同订《五礼通考》。

　　《清史列传·秦蕙田》：“十三年四月，奉旨：‘秦蕙田服制将满，着仍以礼部侍郎调用。’”

　　《五礼通考自序》：“服阕后再任容台，徧览典章，日以增广。适同学桐山宜田领军见而好之，且许同订。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学，夙精三礼，邮籖往来，多所启发，并促早为卒业，施之剞氏，以谂同志。德水卢君抱孙、元和宋君悫庭从而和之。”

　　案宜田、方观承字，抱孙、卢见曾字，悫庭、宋宗元字是也。

　　又案据《清史列传》本传，本年三月，方观承擢浙江巡抚，十四年末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则方氏应允同订《五礼通考》事，当在明年末返京任职之后。卢见曾为《五礼通考》作序，参下乾隆二十年条。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五礼通考》初稿垂成，顾栋高入都，正月十六日，为作序言。

　　《五礼通考》卷端顾栋高《序》：“少宗伯秦公味经辑《五礼通考》一书，凡若干卷，书垂成而余入京师，属为之叙。……乾隆十七年壬申顾栋高时年七十有四。”

　　案据顾氏《万卷楼文稿》，此序作于本年正月中浣六日。秦氏时方任职刑部，文中称“少宗伯”者，据旧衔也。所谓“书垂成”者，见下年案语。顾又尝与秦氏《五礼通考》论纂修事，多所攻错，详本稿二节。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八月，蒋汾功序《五礼通考》。吴玉搢主秦宅，订《五礼通考》。秦蕙田陪祀，与人论明堂之制。

　　《五礼通考》卷首蒋汾功《序》：“今秋儿子和宁给假归里，爰以授之，而索予弁其首。予读之，听然莫逆于心也夫。……故不敢以老辞，序而归之。乾隆十有八年秋八月阳湖八十二老人蒋汾功。”

　　案自乾隆元年秦蕙田登第进京，至十七、八年间顾栋高、蒋汾功各为撰序，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二期。其时秦氏依据旧稿，勤加增益，小成初稿，顾《序》所谓“书垂成”者，指此而言。蒋《序》谓秦氏“早岁即洞其条理，综核纂注，彚为一编”，是为旧稿；“通籍后簪笔承明，毎稍暇辄抒思厘定，至晋居秩宗而帙始成，”则此初稿是也。《五礼通考》一书，纂修历时甚久，其大纲大目虽麤具于乾隆丁卯、戊辰间秦氏丁忧之际，然至顾、蒋二人作序时，仍不言其书卷数，故知此初稿尚有疏漏，难称详备，非今所见《五礼通考》之比也。前人有以今见《五礼通考》为“乾隆十八年本”者，殆未是，说详本稿第三节。

　　段朝端《吴山夫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癸酉五十六岁”条云：“盖先生于是年由岁贡入都试教席，主秦树峰司寇家。”

　　案段氏引吴玉搢《〈亭林集〉跋》“亭林先生全集，予得于雍正改元之十一月，……越二十余年北游燕冀”云云。夫本年去雍正元年三十余载，与吴云“二十余年”不侔，不当以吴氏本年始入都，故段《谱》“二十三年戊寅”条下小注又云“或壬申（引者案乾隆十七年）已入都未可知”。要之，吴玉搢前此已至京师，唯本年始馆于秦宅耳。丁晏所撰年谱谓明年吴氏入都，非。

　　《五礼通考》卷廿四：“又案上圆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难于营建。乾隆癸酉，予适陪祀，见少司空长白三公名和。三精于营造，予问曰：‘考古明堂之制，应如是，可乎？’曰：‘可。’并言今大高殿后有一殿，上圆下方，明嘉靖时所建也。古法有之，论乃定。”

　　案观此可知秦氏为学，不废实践，非祇书本上面讨生活也。其古今比核之法，亦通贯《五礼通考》全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初，《五礼通考》积稿二百余卷，复邀钱大昕助纂。戴震由钱大昕之介，得识秦氏，为讲天算推步，并绍介江永之历学。王鸣盛、王昶亦与其事。

　　诸洛《书〈味经窝图〉后》云：“着《五礼通考》二百余卷，补徤庵徐公《读礼通考》之阙。庚午，改刑部侍郎，于今五年。……甲戌元日，公招饮，止宿邸第，手此图属书语。”

　　案诸洛此文作于本年元日，内云“《五礼通考》二百余卷”，因知该书至此规模大备，犹在钱、戴诸人襄助以前也。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旣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輙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

　　案《竹汀居士年谱》本年条称“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定《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云云，可与参看。戴震入都之年，王昶《春融堂集·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凌廷堪《校礼堂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并同《竹汀居士年谱》。段玉裁撰《戴谱》误作乾隆二十年，兹从钱宾四先生辨正，系于本年。段君《戴东原先生年谱》引纪昀《考工记图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识戴君，奇其书。金匮秦文恭公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也。”则秦氏招戴震讲论，经年未辍也。今《五礼通考》内戴震按语往往而有，而“观象授时”一门所载尤伙。段君又言“文恭全载（戴）先生《句股割圜记》三篇，为古今算法大全之范”，实则《五礼通考》收录戴氏此文，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后，故味经窝通行本《五礼通考》有之，而味经窝初刻试印本尚付之阙如也，详本稿第三节。

　　又案自本年始，为纂修之第三期。

　　《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愼修先生事略状（壬午）》：“其后，戴震尝入都。秦尙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尙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经纲目》也。”

　　案江永《推步法解》见《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七。

　　又案戴君此文作于乾隆二十七年，故以“尚书”称秦氏。实则秦氏擢领工部、兼署刑部尚书在乾隆二十二年，本年尚为侍郎。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五《王鸣盛传》：“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受编修，公卿争礼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礼通考》，属以分修，而尤见重于掌院学士蒋溥。”

　　严荣《述庵先生年谱》本年条云：“正月北上，二月抵京师，礼部侍郎无锡秦公（蕙田）方仿徐氏《读礼通考》之例纂《五礼通考》，属先生修吉礼。”

　　案据此则秦氏延聘诸人当在二月后。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冬，秦蕙田以《五礼通考》全书示卢见曾，嘱其作序。

　　《五礼通考》卷端卢见曾序：“乙亥冬，今秦大司寇味经秦先生辱示《五礼通考》，……书成，征序于余”云云。

　　案秦氏诸人纂修《五礼通考》，孜孜不倦，时获新境，此言“书成”，云成而实未成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钱大昕馆于秦宅, 参校《五礼通考》。

　　《潜研堂文集》卷廿六《味经窝类稿序》：“丁丑、戊寅之间，馆公邸第，因得稍窥公得力所自。”

　　秦氏《自序》：“戊寅，移长司寇，兼摄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钱宫允晓征实襄参校之役。”

　　案秦氏自叙其事，属之明年。然据《清史列传》秦氏本传，调任刑部尚书，兼管工部，事在二十三年正月。前此钱大昕或已至秦邸，所谓“丁丑、戊寅之间”，固得其实。秦《序》于助纂众人，除同邑友好并诸显宦外，唯及钱氏，则谓钱氏之于《五礼通考》纂修一事，居功至伟，自非过当。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冬，《五礼通考》成，秦蕙田作《自序》。

　　秦氏《自序》：“辛巳冬，爰始竣事，凡为门类七十有五为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阅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六十矣。”

　　案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三期，至本年止。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之刊印，当在本年前后，详本稿第三节。如上条陈，凡此三十八年之间，历经三期：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为第一期，秦蕙田与乡人为读经之会，积稿成帙，都百余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为第二期，秦氏登第入京、任职礼部、读校礼书、及丁忧回籍数事，于《五礼通考》之纂修，影响莫大焉，而成稿亦逾二百卷；乾隆十九年至本年止，为第三期，秦氏得钱、戴众新进才隽之助，续加葺补，终期大备。自雍正二年起，前后几四十年，秦氏孜孜经营，今始垂成。此中甘苦，略可想见，而经始诸人如蔡德晋、吴鼐，均已徂谢，他若顾栋高辈，亦不及见此书之成。

　　又案自此以后，即纂修《五礼通考》之修订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月廿日，卢文弨为跋《五礼通考》。

　　卢文弨《五礼通考跋（癸未）》：“吾师味经先生因徐氏《读礼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礼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书乃成。……古今之菁英尽萃于此矣，洵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案或本《五礼通考》书前所附跋文与卢《集》字句稍异，末云“岁在癸未二月既望五日，受业卢文弨拜识”。

　　又案据《竹汀居士年谱》、《戴东原年谱》等书，本年秦蕙田奉诏修《音韵述微》，钱、戴二人尝预其事。此编纂《五礼通考》将成，乃有余力为之也。此事今不俱论，唯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谓秦氏奏江永韵学湛深，“诏取《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进承，以备采择。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于《五礼通考》”，似《推步法解》始载于《五礼通考》者。然二十六年所刊《通考》已将慎修此文收录，王君之《铭》但以事类相近，牵连行文，未可以编年实录视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卢文弨致书秦蕙田，言《五礼通考》“可参酌者”十五事。九月九日巳时，秦氏卒于沧州，十一月谥文恭。

　　《抱经堂文集》卷十八《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甲申）》云：“日承尊谕，以所著《五礼通考》虽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参错不及细检处，须及今改订为善。……谨就愚见，似其中尙有可参酌者数事，辄疏左方呈览，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择，不胜幸甚。主臣。”

　　案卢氏此文为二十六年本《五礼通考》纠谬，其所云“可参酌者”十五事，为通行本《五礼通考》采用者五、未用者七、酌情采用未能尽改者三。可知今通行本《五礼通考》之勘定，必在本年以后，详见拙文《味经窝本〈五礼通考〉刊刻年代考》。因本年九月秦氏骤然下世，此通行本之修订暨卢氏纠谬之去取，是否秦氏手定，尚难确定。

　　《清史列传·秦蕙田》：“二十九年，充经筵讲官。……四月，以病请解任，谕曰：‘秦蕙田，不必解任，题奏事件照常办，寻常咨行事，暂且不必画稿，俾得从容调摄。’八月，复请解任回籍，谕曰：‘秦蕙田以现在病尚未痊，奏请开缺，给假回籍就医。着照所请，准其给假南旋，即可乘便就医，而江乡水土于伊调摄自必相宜，可以日渐痊愈。刑部尚书不必开缺，其事务着刘纶兼署。’九月，卒于途。……寻赐祭葬如例，谥文恭。”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尙书秦文恭公墓志铭》：“以九月九日巳时薨于沧州。”

　　《清通志》卷五十二：“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蕙田，谥文恭。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谥。”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高宗下诏征书。其后，江苏省以此书进呈。

　　《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刊本）。”

　　案此刊本当即味经窝之修订通行本。

二、《五礼通考》与事学人名录

　　上节检选所见系年资料汇为一编，历述《五礼通考》成书始末，虽尚简陋，然条目粗具，可备参酌。惟参编《五礼通考》之人，有颇乏具体年月可考者，乃无由增入，甚为可惜。兹作“《五礼通考》与事学人名录”一节，相为经纬，则《五礼通考》之纂修情实，或因此而益彰。

　　昔王大隆欣夫先生跋所藏稿本《五礼通考》，谓秦氏“少时与同里顾栋高、吴鼎、龚灿、吴鼐、蔡德晋诸人为读经会，于《礼》考订辩正，必求其是，笔录存之，成经说百余卷。及官礼部侍郎，即据此及蔡德晋书为蓝本，撰《五礼通考》以广徐干学《读礼通考》之未及。博谘当时通儒，助之成书者，有金匮吴鼎、德州卢见曾、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休宁戴震、仁和沈廷芳、吴江顾我钧”，又谓“青浦王昶亦预参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方观承、宋宗元后来出资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两家案语悉出后增”。此语大略得其仿佛，第不无小误，且犹有未尽。

　　夫是书之纂修，发端于锡山读经会。当时除秦蕙田而外，尚有蔡德晋、吴鼐、吴鼎，

　　《五礼通考》卷端秦氏《自序》，见上节“雍正二年甲辰”条。

　　又有龚灿。

　　《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载《味经日钞自序》云：“余少与蔡学正宸锡、吴水部大年、学士尊彝、龚布衣绳中为读经之会。”较《五礼通考自序》多龚绳中一人，即王欣夫所说“龚灿”，诸洛《书味经窝图后》、钱大昕《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墓志铭》所记皆有此人。

　　内中蔡德晋氏，贡献尤多，惜乎大着未就，先行下世。

　　王大隆谓《五礼通考》据蔡氏书为蓝本。案王昶《蒲褐山房诗话》 “蔡德晋”条云：“宸锡先生精通三礼，尝分门别类，以次相从，采掇钩贯，凡五十余册，功未竟而殁。秦文恭公少与同学，得其本而增修之，证以历朝史事，补以宋、元诸儒之说。今所传《五礼通考》，虽续健庵尚书《读礼通考》之遗，实则据先生书为蓝本。今其书割裂之余，无有存者。”此即王说所本。然当日诸人读经问难、笔录成篇非必一二人之功，观上节“雍正三年乙巳”条可见。且秦氏自有积稿，蔡氏之说亦后来增益也，如稿本《五礼通考》卷六一页廿一、卷二三四页十三所载蔡说即如此。又《清史稿》蔡氏本《传》谓其“着《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艺文·著述》则云“蔡德晋，《礼经本义》三十九卷（《周礼》二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八十一卷、《诗经集义》十六卷”颇有不同，今存仅《礼经本义》十七卷、《敬斋礼说》抄本二种。而《五礼通考》内录蔡氏经说甚伙，正可补其著作亡逸之缺憾。

　　洎后秦氏入都，吴鼎亦举经学，仍属参校之役，今通行本《五礼通考》数卷卷首署其名。

　　顾栋高《万卷楼文稿》册四《五礼通考序》有“秦子味经与其友吴子尊彝辑《五礼通考》一书”云云，与《五礼通考》卷端所载但称秦氏不同，可知吴鼎之功，原不可掩。

　　其后参校者又有顾我钧、

　　案稿本、通行本参校者皆有其名。顾氏为顾我琦之弟，我琦曾与秦氏同修《江南通志》，我钧殆是时结识秦氏也。我钧身后寥落，文章传世者鲜，所见仅《顾发千杂着》一残本载有经说数篇。幸赖《五礼通考》保存其文，如卷二十《嘉靖分祀论》、《嘉靖议郊配论》及稿本卷十四《父天母地论》之类。

　　陆登选、

　　稿本卷六二、六五题云“贡士陆登选参校”，然后来刊本绝不见其名氏，殆未终其事者欤？《江南通志》卷一百十、《福建通志》卷廿七、卷四一、《重修台湾县志》卷九有一名“陆登选”者，福建瓯宁人，举人，尝为官，年齿略长，岂同姓名耶？

　　褚寅亮、

　　稿本卷一百二至一百四、一百六至一百八、一一六至一二二署“中书舍人长洲褚寅亮参校”，通行本则更换他人，未审其故。褚氏与钱大昕、王鸣盛相友善，固精于礼学者，有《仪礼管见》行世。

　　盛世佐。

　　冯浩《仪礼集编小引》云：“君（引者案即盛世佐）将赴部时，大司寇锡山味经秦公着《五礼通考》，以参校之责属余，余敬谢不敏，言君于秦公。君乍至，公急以礼馆君邸宿，退食之暇，相与论难，或讙然喜，或怫然争。余每规君毋憨，而君以经术所关，一字不假借。《五礼通考》中君所论定实居其半，而君自有专书，以为可独传也。”此承乔秀岩师惠示。另，卢文弨《书校本〈仪礼〉后》，《〈仪礼注疏详校〉自序》亦记其事。盛氏乾隆二十年以公事卒江南舟次，其馆于秦宅当稍前于此，或与钱大昕诸人相后先也。乃秦氏于盛世佐绝未提及，岂冯氏所说“怫然争”之故欤？冯氏所云“君所论定实居其半”，固难坐实，然《五礼通考》多有因袭盛氏《仪礼集编》处，所据且为稿本，与盛书后来版本有异。参见拙文《〈五礼通考〉“丧礼门”编纂评析》。

　　至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三阶段，秦氏延请参校是书者，有钱大昕、戴震、

　　参上节“乾隆十九年甲戌”、“二十二年丁丑”条。

　　王鸣盛、

　　王氏与修《五礼通考》多门，后将所编“军礼门”部分单独刊行，《周礼军赋说》实该部分草稿而已。然王氏所编，稍嫌粗略，故今《五礼通考》相应部分对之多有修订。王氏又有《五礼通考序》，见《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笔者所见《五礼通考》各本皆不载此序。

　　沈廷芳、

　　《五礼通考》卷二四六至二五一为“凶礼”除“丧礼”之外者，稿本、味经窝诸本皆署“按察使司按察使仁和沈廷芳”。

　　王昶，

　　王氏与修吉礼，然《五礼通考》卷中未分注名氏，王大隆已言及之。案《蒲褐山房诗话》有“文恭尝招予寓味经窝数月，予病为按脉定方”云云，殆参与时日甚短，故今吉礼部分不数王昶其人。

　　参校者又署卢见曾、宋宗元，方观承则为“同订”。

　　参上节“乾隆十三年戊辰”条。王大隆谓德州卢见曾“助之成书”，“方观承、宋宗元后来出资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两家案语悉出后增”，“悉出他手”，似卢氏与方、宋二人不同。然卢氏《五礼通考序》初不言此，卷中亦无一条案语，其生平撰作多假他人之手，恐徒具名而已。至若方观承，则为方苞之侄，《五礼通考》卷首载其序乃言“昔在京师时，伯父望溪先生奉诏纂修三《礼》，余数从讲问”，殆渊源有自，与卢、宋有异。王氏谓其“案语悉出后增”，诚然，《五礼通考》稿本卷一八一署戴震参校，而篇中方氏“案天大”一条，实为别纸新增，卷一八三又有方氏评戴之语可知方氏虽于乾隆十四年许为同订，其案语则有写于乾隆十九年后者；而云“悉出他手”，则难以遽定。秦氏此书亦有据方案而删改者，见稿本卷二三四页六、通行本卷二三三页十、页卅二、卷二三四页五等等。《五礼通考》每卷卷首署“方观承同订”，异乎彼辈，非偶然也。方氏能吏，又精治河，故《五礼通考》“体国经野”一门所载方案尤多。

　　其参与校字之役者，则尹嘉铨、吴玉搢。

　　案吴玉搢见上节“乾隆十八年癸酉”条。《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十九皆吴氏所校。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一“吴玉搢《山阳耆旧诗》”条云：“吴山夫学有本原，馆秦树峰司寇家，《五礼通考》皆其手订者。树峰尝言得三异人，山夫其一也。”此即王欣夫言“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引者案原作缙）焉”之所本。秦蕙田《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所谓“今所托校雠者，惟淮阴吴山夫一人”，不过言当时情状，不得云数十年间数百卷书皆吴氏一人手订。今全书卷首四卷、卷卅二至卅六末署“博野尹嘉铨校字”可证。

　　又案《五礼通考》稿本卷卅八署“吴玉搢参校”，则吴氏不仅校字而已矣。

　　卢文弨亦曾参酌校订，

　　参上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条。案卢氏一则云“吾师味经先生因徐氏《读礼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礼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书乃成，文弨受而读之”，再则云“日承尊谕，以所著《五礼通考》虽巳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参错不及细检处，须及今改订为善。文弨学识短浅，诚知不足以副諈诿，然先生之虚怀为巳至矣，翻阅之劳所不敢辞”，则卢氏此前并未与修《五礼通考》，仅在其书成之后，勉力校讹；然其功亦巨。乾隆二十九年卢氏致书秦蕙田，为该书纠谬十五事，修订本或采或不采，其事要皆关系重大。而卢氏贡献仍不止此，今味经我初刻试印本多有卢氏校语，往往溢出《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所举各条之外，有作“文弨谨案”者，当系卢氏之笔，间有作“卢云”者，未晓为何人誊录。

　　而冯浩曾受邀参校，但未预其役。

　　据阮元为冯浩《孟亭居士文稿》所撰《序》称，乾隆十五年冯氏参编《续文献通考》，则亦精于典制者。其《仪礼集编小引》云：“君将赴部时，大司寇锡山味经秦公着《五礼通考》，以参校之责属余，余敬谢不敏，言君于秦公。”“君”即盛世佐，与冯氏为中表亲、又有婚姻之谊，故冯氏荐之于秦蕙田。

　　另有蒋汾功、顾栋高为之作序，

　　据蒋《序》其“与秦氏世好：从父弱六出尊大父对岩先生之门，药师又与予同年友也。日往来寄畅园中与其羣从子弟游。素知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絶少刋本，而庋贮缄题者数十笥。宗伯以絶人之姿尽发而读之。”此言秦蕙田少年时事也。

　　而顾氏曾就编书体例与秦蕙田往复辩难。

　　王大隆谓顾氏曾与秦蕙田诸人共为读经之会，乃顾、秦二人均无一言及此，王说恐未的。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云：“栋高，无锡人；鼎，金匮人，亦佐文恭纂《五礼》者。文恭尝招予寓味经窝数月，予病为按脉定方，故得备闻其事。”言顾氏助纂《五礼通考》，殆指秦、顾通信商讨是书体例，未必谓顾参校其书也。二氏函中提及吴玉搢而未及钱大昕，则其通信当在乾隆十八、九年间，已在顾氏撰《序》之后。

三、《五礼通考》存世诸本略说

　　述《五礼通考》成书情实既毕，今乃就该书存世诸本略考其源流、特点，权作小结。

　　（一）稿本

　　七十三册，残。朱砂印格，版心刻“五礼通考卷”字样。半页13行，顶格者行大字21字，双行小字21字。首蒋汾功、顾栋高二序，次凡例，次目录二卷，次卷首存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内有“大隆审定”白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今藏复旦大学。王氏《书录》云：“此为当时清写原稿……全书较刻本为少，当系初定本。”参本稿第一节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条。

　　秦蕙田《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云：“今所托校雠者，惟淮阴吴山夫一人，幸麤稾俱已就理。而抄胥仅有三人，不能多写，乘此暇隙，依序详校，讨论删润，尽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远，无由质证耳。”《五礼通考》系绝大著作，编次誊录不能一蹴而就，诸人皆随录随改。此稿本通篇有朱笔圈点，重点语句旁勾红圈，为后来刊本所无。眉批、夹签满纸，并有挖补痕迹，王氏以为休宁戴震、嘉定王鸣盛、钱大昕等手校，文字与后来刊本多不同，可见当时纂修实况。

　　又当时所录不止一本。此稿本卷九七、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一百九、一一四内浮签有“抄本”“新本”“新抄本”字样，则此乃一旧抄本，另有新抄本，以与刊本对勘。卷一一四引《大唐开元礼》“前享五日……皆加勺幂”下，眉批“禘享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指“禘享，其未毁庙之罇坫于前楹下，各于室户之东，皆北向西上”；“北向俱西上”下，眉批“禘又以下十四字，新抄本缺”，“十四字”指“禘又设未毁庙主各于其室，如时享”；“讫还斋所”下，眉批“禘又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字指“禘又以次出，毁庙主，如主未毁庙，主出，置于室内之座，如时享”。凡此稿本有而新抄本无之诸字，后来各本均已删弃，可知校者但校新、旧抄本之异同，而别有人裁定当从新抄本刻印刊本。

　　（二）味经窝初刻试印本

　　八十册。半页13行，顶格者行大字21字，双行小字30字。首蒋汾功、方观承序、次目录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嘉兴张廷济、独山莫友芝、吴兴刘承干、吴县王欣夫递藏，后归复旦大学。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长方印，“莫印/彝孙”朱文方印，“莫友芝”、“郘亭长” （此二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著录）、“莫印/绳孙”白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柳蓉/村经/眼印”白文方印、“博古斋收藏善本书籍”朱文方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脱“收”字）、“王欣夫藏书印”朱文长方印、“大隆审定”白文方印。张廷济、王大隆跋语。此本亦多眉批、浮签，王氏谓是秦蕙田、卢文弨、姚鼐手校，又云“旧粘校签日久往往脱落，莫郘亭得此书后用墨笔移识书眉，凭笔迹可验”。

　　张廷济谓“此书审是初印底本”，良是。然王氏谓其刊于乾隆十八年（1753），不确。予旧有《味经窝本〈五礼通考〉刊刻年代考》一稿，内中论此本年代，略谓：

　　一则，此本内参校人氏有戴震，校字者有吴玉搢。据本稿第一节，吴玉搢乾隆十八年主秦宅，则此本断不能于本年速成。而戴震明年始入都，本年尚从江永读书于徽州紫阳书院。此本卷一百九十九“缇缟”下案语采用戴震乾隆二十二年所创之说，则此本年代自在其后。

　　再则，卢文弨乾隆二十八年所跋及明年校订所用之本，即为此本，上有卢氏校语可证，则其年代当在此前。

　　以此二点相较，更证以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则此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之刊成，当在乾隆二十六（1761）年前后，审矣。

　　此本与后来刊本多有不同，其差异最巨者乃卷一百九十七末尾，有一批语云：“此本较后定本少附戴氏震《勾股割圜记》五十三页。光绪乙亥八月五日贺绪蕃记。”所谓“后定本”，即下“味经窝修订通行本”。

　　1994年，台湾圣环图书有限公司以拍摄胶片为底本，将此初刻试印本套彩影印，精装八册出版。依愚目验，影印本与复旦原本稍有小异。

　　（三）味经窝修订通行本

　　此本即以初刻试印本略加改订，吸收浮签、眉批校勘意见，修版刊行。今各大图书馆收藏者多为此本，乃秦氏“味经窝”刊行之最终版本。然通行各本之间实非完全一致，如通行各本卷前所载序言与每卷开列纂修人姓名即偶有不同。如上所述，顾栋高、蒋汾功、方观承、卢见曾、王鸣盛诸人皆曾为此书作序，另有秦氏自序以及卢文弨跋文。二十六年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仅存蒋、方两序，而通行各本有但存蒋、方、秦三序者，周中孚所见已如此；有存蒋、方、顾、秦四序者；有存蒋、顾、方、卢、秦五序并卢跋者。今人所编各种目录，或不辨此本与初刻试印本之别，一误再误，定为“乾隆十八年本”，或据卷前所载序言年代，定为“二十六年本”、“二十八年本”。今依本稿第一节，知此本刊成年代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因其常见，故其后诸本都以此为祖本。

　　（四）四库全书本

　　四库开馆后，《五礼通考》收入经部礼类五“通礼之属”，书前提要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1778）。四库本即以味经窝修订通行本为底本，然反复誊抄，不无讹误，此姑勿论；尤堪注意者二事：

　　其一，为少数民族译名之变更，如卷二十三引《元史·别儿怯不花传》，文渊阁库本改作《伯勒奇尔布哈传》者是。

　　其一，为忌讳文字之删改。四库馆寓禁于征，人所习知，乃《五礼通考》之类研经著作，亦不能幸免，令人发指。如钱谦益，高宗甚恶其人，《五礼通考》原引钱氏文字，馆臣多予抽换。卷二百六味经窝本原引钱氏《徐霞客传》，谓徐氏“好远游，纪江源一篇”云云，秦蕙田案曰：“徐、李二氏论江源，一得之远游，一得之图象。其言皆信而有征，可补前人所未备。惟察于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李指李绂，徐指霞客。今文渊阁库本，秦案尚在，而钱《传》已为他文所替代，与徐霞客无与也。四库馆臣之作为，真可谓顾此而失彼。

　　晚近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更合作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图像检索版）》，收录其电子化文本，学界广为利用。此本《五礼通考》首册上之说明值得留意：“按：本册原书于抗战播迁中曾遭水渍，致字迹模糊不清，兹虽力经描修版面，仍无法全复旧观。”

　　（五）清末刊本

　　江苏书局本。光绪六年（1880）刊。案秦氏味经窝刊本以软体字付刻，钱泳视之为康乾时期版刻之佳者。此江苏书局本版式仿味经窝本，但字体逊色多矣。

　　湖南新化三味堂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据《四川省图书馆藏古籍目录》著录，尚未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