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前言　文化没有两岸

一

　　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蒋介石在台北复制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失地，用此独特命名方式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云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其实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也许这是无可厚非的。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了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大陆去台的外省籍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精英知识分子除了其中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9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只想拂去历史的偏见和误读，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也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做《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贴，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二

　　“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出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来委曲求和，台湾自此成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国学批得体无完肤。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异彩纷呈、互相激荡。激进的知识分子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责问传统的体制与文化。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

　　1949年治乱兴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披荆斩棘奔向前，“文化大革文”期间“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当做“历史尾巴”予以割弃，孔孟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发掘出来“鞭尸”，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国学进行坚决的扬弃。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海峡的另一边——台湾。虽然两岸长年对峙分割，但台湾却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台湾的国学依然发达，传统文化的香火依旧鼎盛。

　　台湾学校里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中小学校着重国学教育，小学教育中国文、历史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当年国民党当局定下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让国学点点滴滴深入人们的生活。

　　而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国学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者《国学概要》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经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绍；而《国学基本教材》的全部内容就是“四书”。

　　最近大陆把台湾中学国学教材引进，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陆的语文教育当效仿台湾”的看法，甚至建议可以用该书取代大陆的语文课本，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反思，为什么台湾的国学教育做的这么好呢？

　　这些要得益于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国学教育的高度重视，1967年7月，蒋介石鉴于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等缘故，他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文化复兴。他这一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无论如何在复兴国学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其实台湾国学得以传承的得益最深不仅仅是政治的提倡，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最后孝子们”是功不可没，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带出一批批国学的衣钵传人。

　　如今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成了大陆无人能及的学界翘楚，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杜维明是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作品在大陆影响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靠学习陈鼓应书的于丹掀起一股“庄子热”……

　　正是这些国学大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教育，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九歌》、《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的完美结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色戒》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三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逐渐触及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层，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物欲主义裹挟着全球之风渗入中国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臣服于市场的资本和技术的逻辑极权，金钱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后现代主义的包装术和整容术恰好遮蔽了人类世界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意义，于是信仰世界出现了真空、人们内心世界的秩序和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失控，民族的文化认同、个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严重危机。在社会结构急遽变革的总体情势下，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使得社会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一些人开始重拾历史的碎片，寻找能够救赎世俗社会的工具。

　　人们跨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才发现我们原来并没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圈子，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终于历史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被摒弃的国学以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时之间，国学又成了香饽饽，重振国学的声音高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国学研究院”，接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班。还有推出“国学短信”的。手机用户每月交10元学费，还可以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的“国学”短信课。以圣人孔子为名、传播中华文化“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出现。

　　“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的走红，国学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着新文化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思想运动趋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动重新登上了历史剧台，并且规模空前、舆论攻势强大。早在几年前鼓励少儿读经的运动就声势浩大，苏州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落户于武汉。2008年斥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孔孟故里开始修建，把这场“国学热”推向了高潮。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当大陆开始“国学热”时，台湾岛内却开始“去中国化”。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逢“中”必反，“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将“中”头公司一律改为“台”字头，历史教科书中“国父”孙中山先生变成了“外国人”……以致于有人讽刺陈水扁能否把儿子陈致中也改叫“陈致台”？

　　台湾推行“去中国化”，目前还只是伤及皮毛，没有动其筋骨，国学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依然保留着良好的传统。马英九上台后，开始有“拨乱反正”的新气象。台湾一些有识之士如余光中、许倬云等人纷纷发起成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要求恢复过去的“国学强势竞争力”。而相形之下，大陆虽然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但在对传统文化教育上一直没有积极的措施。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化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是空中楼阁，精神家园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共享一个世代更迭的共同文化，我们才分明感觉到血浓于水。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把自己变得与同胞大不相同，却无法剔除血脉中的文化DNA链条。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台湾的这些国学大师，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瑰宝，缅怀他们生命历程是对我们民族最好的礼敬。

周为筠于杭州
2008年4月4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