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通史》

　　全书主编：赵敏俐　吴思敬

　　先秦卷：李炳海著

　　两汉卷：赵敏俐著

　　魏晋南北朝隋代卷：钱志熙著

　　唐五代卷：吴相洲著

　　宋代卷：韩经太主编，韩经太、张剑、孙海燕、王培友、马东瑶、吕肖奂、王维若、刁文慧、魏学宝、谭琼、李盼撰稿

　　辽金元卷：张晶主编，张晶、查洪德、胡传志、钟涛、赵维江撰稿

　　明代卷：左东岭主编，左东岭、孙学堂、雍繁星撰稿

　　清代卷：王小舒著

　　现代卷：王光明主编，王光明、张桃洲、荣光启、伍明春、陈芝国、邓庆周、赖彧煌、黄雪敏撰稿

　　当代卷：吴思敬主编，吴思敬、霍俊明、张立群、古远清撰稿

　　少数民族卷：梁庭望著

成果简介

　　由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主持，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经过近8年的精心结撰，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成果共计11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和少数民族卷，每卷70万字左右，总字数约800万。它贯通古今，包容汉民族诗歌和各少数民族诗歌，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诗歌通史”，它的研究和完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上古歌谣、《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今天的新诗，诗的传统源远流长。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诗的数量浩如烟海。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文化系统，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传统与汉民族诗歌一样久远绵长，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诗歌总体，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核心要素，渗透于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并对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乃至欧美近现代文学思想与审美思潮，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诗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深厚的民族传统、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深入开展中国诗歌研究，首先在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如此丰富而又重要的中国诗歌，我们理应早就有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目前，有关中国各体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戏曲、小说、散文方面都已经有了一部甚至几部通史性的著作，但唯独没有一部系统的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这与中国这一诗的国度极不相称。因此，撰写一部优秀的中国诗歌通史，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该成果的完成，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同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意义。

　　该通史叙述的范围包括古今中国各民族所有诗歌文体。作为中华民族最先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形式，它与民族的历史同样漫长久远。据此，该通史将中国诗歌按历史发展分为10卷，再增列少数民族诗歌1卷。每一卷内部，同样按照历史时期诗歌发展的时间线索，分别对诗、词、曲等各类诗体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阐发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诗歌进程，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举例来讲，先秦以诗骚体为主，两汉是歌诗与诵诗相分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代文人的地位开始突显，唐代是一个诗的世界，宋代的诗与词两峰并峙，辽金元诗的文化多元，明代的诗歌流派纷呈，清代集前代各体之成，现代实现了从古体到新诗的时代转换，当代诗坛又开始了对诗歌体式新的探讨，少数民族诗歌语言多样，诗体多样，与汉民族诗歌相互影响。该通史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综合展现了中华民族诗歌的总体风貌，其中又有以下几点最富创新意义。

　　第一、该通史以汉民族诗歌为主体，兼顾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诗歌，从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南方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元稹为鲜卑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大量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无计其数。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因此，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同样不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与此同时，又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创作和流传下来大量的诗歌作品，它们与汉语诗歌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发展的壮美华章。该通史的写作坚持了多民族的诗歌史观，在探讨中国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充分注意到多民族文化对中国诗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把因为其民族成长的时间有早晚不同，语言不同，难以纳入汉语诗歌史线索的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单列一卷，描述各民族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总结中华民族诗歌创作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第二、该通史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包容汉语诗歌中的诗、词、曲，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祭祀诗等各类诗体，并以其发展变化为经，全面展示中国诗歌体式的丰富多样，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以往的诗歌史写作，往往注重诗歌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作品所展示的文化内容，最后再讨论作品的形式。该通史认为，作为一部中国诗歌史，存在的前提就是它特有的文体形式，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以及其美学意蕴，都通过各种诗体得以表现，并且沉积为独特的审美范式。就汉语诗歌而言，早在先秦时代形成的《诗经》体和楚辞体以及其诗乐舞一体的特征，不但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的属性，还有礼乐文化的元素与部族文化的因子。汉代歌诗与诵诗的分途，标志着中国诗歌开始脱离音乐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的发展之路。其后，五七言律诗的形成和词与曲的出现，既是汉语诗体多样化的表现，也是各历史时代出于不同的需要而对诗体不断提出新要求的结果。至于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以现代语言为基础的新诗，更是中华民族巨大历史变革的产物。各少数民族诗歌由于语言不同，语系不同，诗歌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因而，充分关注中国诗歌各种体式的发展，将诗体的变化作为描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该通史的一大特征。

　　第三、打通古今诗歌界限，建立古今贯通的诗歌史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数千年从未中断，这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作为表达民族心灵的语言艺术形式，数千年的中国诗歌传统也从未中断。“五四”运动以来，当代文学史家鉴于发生于20世纪的巨大变革，更多地将诗歌史的关注重点放在了古今变迁方面，由此而造成了对中国古代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传承关系的忽略。21世纪的今天，时当中华文明新的崛起之际，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在重新思考中华文化，因而，打通古今诗歌的界限，建立贯通古今的诗歌史观，乃是当下文学史家的责任。该通史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对中国诗歌进行贯通古今的描述。它将中国现代诗歌当作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并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现代诗歌形式与诗学精神的历史由来以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新的研究思路与诗歌史观，必将在今后的中国诗歌研究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第四、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揭示中国诗歌的艺术本质，阐释其民族文化特征。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国度，世界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识和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认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这是历史给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该通史在撰写过程中，坚持这样的自觉意识，在每一卷撰写的基础之上，通过认真的思考与宏观的把握，在绪论中对中国诗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总体观照，努力揭示中国诗歌独特的民族特征，如从“诗言志”而开启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中国诗歌的多种文化功能，诗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国诗歌形式的独特之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进而阐释中国诗歌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通过诗歌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一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意识，大大提升了该通史的思想文化含量。

　　第五、在坚持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发挥每一位撰写者的特长，在充分吸收学界最新学术成果的前提下突出学术个性，开掘新的研究领域，在诸多诗歌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作为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诗歌通史，该通史力求从上述四个大的方面宏观把握中国诗歌的主要内容，全面展现中国诗歌的整体面貌。与此同时，该通史也力求展现每一位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提出自己的新见，因而除了在总体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每一卷都有创新，都有诸多精彩之论。如先秦卷在《诗经》与楚辞文体形式上的新颖分析，汉代卷对歌诗与诵诗分途现象的揭示，魏晋南北朝隋代卷对文人诗歌传统的论述，唐五代卷以盛唐诗为核心而建立的新的阐释模式，宋代卷对唐诗与宋诗意脉相承的深刻关照与辨析理路，辽金元卷对三个不同的民族政权下其诗歌独特发展过程探本求源式的描述，明代卷对明诗发展中传统诗歌思想与性灵诗歌思想、流派论争与理论批评和创造实践相结合、地域特征明显等三大特点的把握，清代卷对清诗在复古与创新中既集前代之所成，又开现代诗歌之先河的论述，现代卷对中国现代诗歌从“诗体”与“诗质”两个方面进行变革与重建的过程的思考，当代卷对新诗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所经受的复杂的政治纠葛、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传统文化影响等问题的描述，少数民族卷将中华大地各民族诗歌分为中北西南四大文化板块的划分，等等，充分显示了各卷作者对诗歌史的研究深度与锐意创新意识。同时，正是每一卷的精心撰述与守正创新，才构成了这部诗歌通史的基本格局，展示了它的学术特色。

　　在以上五点基础之上，该通史建立了一个以“通”字为标志的诗歌史观。其要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通古今之变”，第二是“观中西之别”。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指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限，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界域。回顾以往的诗歌史，打通古今之作很少，将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放在一起的史著更少。显然，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不能反映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不绝的文化传承。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讲，没有比认识到这两点更为重要的历史意识了。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汉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而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乃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发生。同样，不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情况，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因而，多元一体，打通古今，也就是这套《中国诗歌通史》撰写的第一要义。它由此而确定了这套通史的基本格局，纵向上以史为线索，横向上兼顾各少数民族，前10卷以汉民族诗歌为论述的主体，同时描述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说明汉民族诗歌本身就是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产物。后一卷专论具有鲜明特色的各少数民族诗歌，同时从史的线索描述其发展的过程，说明它们各自在中华民族诗歌板块中的地位以及其与汉民族诗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包括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在内的连通古今的“诗歌通史”。

　　所谓“观中西之别”，是指立足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史家“通识”。绵长久远、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中西之别”意味着这套中国诗歌通史的写作超越了以往的诗歌史写作框架，追寻中国诗歌发生的文化形态，对中国诗歌原典进行新的解读，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中华文明原本是独立于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发生之源，中国人对它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认。中国人认为诗起源人的心灵的“感物而动”，形成了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将诗歌作为直面现实，抒写人生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实用功能。中国人在诗歌中寄托了生活的理想，自古就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探求着“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方式。中国人将诗视为心灵的表达，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歌因此而成为人生修养的重要部分，闪耀着人性理想的光辉。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一字一音的汉语言文字天然地具有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诗歌富有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美学风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中国诗歌内容的博大兼容与体式的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地创新……，这一切，正是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它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明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新一代的中国文学史家，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中国诗歌。它所确立的诗歌史叙述模式，将为今后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新的理论范式。

　　要而言之，该成果立意高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锐意创新。它的完成，填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学术空白，它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贯通古今、涵盖各少数民族、兼及港澳台诗歌的多卷本中国诗歌通史。它的完成，将为学习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向世界各国介绍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该成果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04AZW001）它的撰写，集中了我国当下在中国诗歌史各时代研究中一批优秀的学者或突出代表，他们是：项目总负责人为赵敏俐、吴思敬，先秦卷作者李炳海，两汉卷作者赵敏俐，魏晋南北朝卷作者钱志熙，唐五卷作者吴相洲，宋代卷主编韩经太，辽金元卷主编张晶，明代卷主编左东岭，清代卷作者王小舒，现代卷主编王光明，当代卷主编吴思敬，少数民族卷作者梁庭望。正是这支阵容强大的作者队伍，为该成果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自2004年立项以来，课题组全体成员即将主要的精力用于该成果的研究与写作。在此期间，课题组成员先后召开了9次编写会，其中在200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四次编写会，特别邀请多位国内知名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通史》的撰写给予指导。每次讨论会上，课题组成员都畅所欲言，就诗歌通史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讨，这为《中国诗歌通史》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2011年4月29日，该成果通过专家组评审鉴定，评定等级为优秀。其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申报，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2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甘露无声润学林——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综述》，将《中国诗歌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结项的代表性成果予以介绍，认为它“折射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亮丽风景。”并引用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国星研究员的这样一段评语：“该成果突破了既往做法,将以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作用碎片化的‘机械分析’,变成融化在古代、现代诗歌发展演化的动态过程中,以形式、形态、艺术品格、审美趣向等特征具体展示出来,使成果在学理模式上形成全面突破,为中国文学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