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朝内166号，是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1958年1月起，这里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闻名遐迩的国家文学专业出版社的办公之地。冯雪峰、聂绀弩、牛汉、韦君宜……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在此生活工作。《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是以列传形式书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些大家的人格力量。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百废待兴、万象更始之际，决定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安排冯雪峰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

　　一开始冯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他打算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于是建议由巴金来担任此职，并去劝说巴金。巴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为辞谢。冯雪峰说：“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这副担子了。”巴金说：“你也别答应。”因为他觉得，冯雪峰“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也不一定合适。

　　巴金不干，冯雪峰只好走马上任。

　　假若说，今天提起人文社那些令人敬重、钦佩和景仰的前辈，就如同远眺耸立于夕照中的群山的话，那么，说到冯雪峰，则好似遥望一座闪着圣洁之光的皑皑雪山。

　　左联时期，他给那种话说得四平八稳、冠冕堂皇，而到了分配工作时就逃避的人，起了个绰号：“革命绅士”。开会的时候，他曾经暴怒地拍着桌子，疾言厉色地痛骂这些“革命绅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他和周扬吵翻了，大衣也没拿，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后来，还是牛汉到周扬的办公室去，帮他拿了回来。

　　“秉性豪爽，处事果断，具傲骨，易怒，人不敢近。众人在谈笑间，他一到，便肃然无声。”这是曾先后担任人文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的许觉民对冯雪峰的印象。

　　一次，《鲁迅小说集》封面的鲁迅像印得有些模糊，许觉民被冯雪峰叫去，发了一通火，完了余怒未息，还说要撤他的职，另换人。他于是就等着被撤，可过了一阵，并无什么动静。还有一回，时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的牛汉，把一个编辑编的一本某现代诗人的诗选，送交给冯雪峰签字。冯雪峰接过稿子，啪地扔到了地上，说：“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两首好诗，再就没什么好的了！”

　　然而，冯雪峰又常常是温和的。向部下交办完事情之后，他总要再问一句：“你看行不行？”

　　不少人回忆起冯雪峰，都谈到他的异常俭朴，衣着破旧；谈到行政部门买了一台电扇，送到他家里，他立刻退了回去；谈到他为公家办事，需请客吃饭，如果由他个人出面，就一定是自己付钱；谈到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而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谈到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冯雪峰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周扬、夏衍等人的结怨，不啻于给他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次，聂绀弩到作家书屋去看冯雪峰，碰巧胡风也在，两个人正议论周扬。聂绀弩插了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毛主席一致的。”胡风问：“你怎么知道？”

　　聂绀弩答：“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冯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砸到桌子上，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次会议上，何其芳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如何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让人感觉到似乎他已经过改造，脱胎换骨，变成了无产阶级了。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

　　冯雪峰则忿忿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

　　1957年，他被强加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消息传到人文社，有人困惑不解，有人失声痛哭，有人为之震惊、深感不平。也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副总编辑聂绀弩说：“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我跟他到哪。”

　　冯雪峰被责令在家写检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一次又一次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邵荃麟对他说：“你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出来澄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起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冯雪峰苦苦地思虑了好多天，觉得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啊！

　　他又找到邵荃麟，向他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痛苦。邵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冯雪峰只得委曲求全地同意了。他按照他们的旨意，起草了人文社五十年代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

　　此事让冯雪峰悔恨终生！

　　之后的好多天，他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特别厉害。他满以为这样做可以保留党籍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兑现承诺，自己却被无情地欺骗了、愚弄了。牛汉多次看见他，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里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几次想去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但一想到几个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条件，自己再痛苦也要支撑着活下去，活到历史彻底洗凈泼到自己身上这些污水的那一天。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刚进人文社那会儿，还有食堂，吃午饭时，能看见社长韦君宜也拿着碗，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几乎没有人称她“韦社长”，而是都叫她“韦老太”。

　　1986年3月，我参加了冯雪峰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和秘书工作，开幕式和闭幕式等一些重要活动，她都出席了，还讲了话。她戴着白边眼镜，个子不高，稍有些胖，简直就像个能干的老外婆，话虽不多，但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透着那么一份精爽干练。

　　但那时对她并不了解，不知道她当年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得到过冯友兰先生的赏识；不知道她曾经满腔热血投身“一二·九”运动，十九岁就入了党，之后又去了延安；也不知道她是五十年代首都新闻界的“四大才女”之一。

　　不久，韦君宜就离休了。后来，听说她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而导致右侧身体瘫痪，从此长期缠绵于病榻。再后来，便陆续读到了她的《露沙的路》《我对年轻人说》和《思痛录》，《思痛录》尤使我对她这个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刮目相看。又找到她以前的《老干部别传》和《海上繁华梦》等小说、散文集来看。这才了解了她的不寻常的人生，也理解了她青春时代的信念、理想和追求，更理解了她的爱、恨与痛，她的血泪、伤心与悔疚。

　　在韦君宜献身革命的履历中，有一点很突出：她出生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富贵之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和铁路局的局长。她从小聪慧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1934 年秋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父亲对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

　　然而，“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那场发生在 1935 年冬天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一切。她由于参加救亡运动而常常缺课。冯友兰先生教授的“中国哲学史”，她因缺课太多，不及格，需要补考。考前，她仔细读了冯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史》，结果考得很好，冯先生给她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

　　但是，年仅十八岁的她，终于还是没有好好读书，而是“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由爱国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从清华园走到了延安。

　　1936年初，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回校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 1936年暑假，她曾前往山西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中，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作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回到天津家中，不久即离家南下，同时赋七律诗一首以明志，题为《别天津》：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到武汉后，她暂在武汉大学借读。这一年底，她和大妹莲一跑到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从此，她把自己原来的姓名“魏一”改为“韦君宜”。训练班结束后，她先后被派往襄阳和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关系的是中共宜昌地区工委书记孙世实。孙是清华大学十一级中文系学生，曾任“北平学联”常委。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个人相爱了。

　　1938年夏秋之交，他们俩被调回武汉。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经香港到武汉来看她。父亲在信里恳切地希望她先回家，然后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韦君宜没有回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她把个人的学业、前程抛在身后，选择了留在国内投身抗战。

　　10月，武汉大撤退开始了。她和孙世实决定撤退到宜昌后结婚。但是，孙世实为了照顾一个生病的同志，没能和她同船撤离。直到武汉陷落后，孙世实才乘船撤退。路上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他为了救护战友，不幸遇难。

　　得知噩耗的韦君宜，心痛欲裂。她哭了一场又一场，恨不能立即哭死。她无法想歇脚“失去他而活着”，她不止一次地想自杀，计划自杀，甚至买了毒药。过了几个星期，她从“哀痛至极”中逐渐解脱出来，长歌当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牺牲者的自白》一文。

　　…………

　　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早春，觉得“她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

　　王蒙说，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确实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

　　她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时，杂志社的社长是胡乔木。 1953 年，中央组织部门打算把她调到新创建的工科大学去做领导干部。她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去找胡乔木，胡让她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她的编辑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肯定了在她主持下，人文社编辑出版的正面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 ( 莫应丰着 ) ，又支援这部有争议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可是后来，却听说胡乔木不赞成描写“文革”的悲惨场面的作品，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

　　韦君宜并不同意老上级的这种看法。在后来思想界、文艺界发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胡乔木发表的一些观点和文章，她也无法认同。她越来越少去找这位老领导了。

　　她病倒之后，胡乔木几次到家里看望她，韦君宜从没和他谈及有关争论。“我怀念着当年的胡乔木”，胡去世后，她在《胡乔木零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与她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提起她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说，在路上或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上前主动打招呼，她却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仿佛故意不理人似的。就那么一个人目中无人地自说自话，只见嘴唇在动，并不出声。说着，说着，忽又无言地笑了，可是倏忽之间，笑容就立即消失了，只有两嘴兀自在翕动不止……

　　她似乎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隐秘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而且完全生活于、沉溺于其中，别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的堂奥。有一次，中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国女贵宾，指定几位女性代表前去陪客，韦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开箱子，抓了一件针织白底蓝花绸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软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达指定的接待厅后，妇联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摇着头说： ” 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来会客人？ ”

　　韦君宜低头一看，糟了，外衣左边底下口袋，撕了一个口子。她连忙将外衣脱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说道：“旗袍也是破的。”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针织花纹，有一处开线了，该缝补却没缝补。韦君宜窘得满脸通红。几位妇联干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网线外衣，给她套上，才算是救了她的驾。

　　韦君宜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沏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里谈稿子，谈晚了她也会留你吃饭，但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特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她在社里还主持了“编辑月会”。她亲自请专家来讲，也请老编辑讲，请业务骨干讲。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上台主讲。主要讲如何组稿，如何加工修改书稿，如何提高业务水准。这种每月一次的“编辑月会”，受到了编辑部门，尤其是年轻编辑们的欢迎。

　　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过人文社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