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启超》

后记

　　对于大众来说，梁启超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一个最新的证明是：5月16日国学网公布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经120多万网友投票，梁启超仅次于王国维，以第二名当选（《国学网评选“国学大师”一期评选揭晓》，2006年5月22日《人民政协报》）。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梁启超的意义更在于，他使我真正走进了学术殿堂。

　　从硕士论文开始，梁启超便成为我关注的对象。这一研究后来扩展为我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其写作经过，在本书收入的该作新版序中已有详细交代。此书出版后，我觉得自己对梁启超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因而，1994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参加狭间直树先生主持的“梁启超研究”班时，我还曾有过类似的声言。可实际上，梁启超并没有离我远去。

　　就在作此说明的同时，我已接受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邀约，正在编一本梁启超佚文集。这就是旷日持久，直到去年才出版的三大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当然，由于字数大大超编，它已脱离“清华文丛”的计划而宣告独立。不过，当时并不认为资料集也属于研究工作，但后来我的诸多论文都受益于这一阶段的辑佚。可见，文献整理并不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而且，在动手编《集外文》之前，我也因参与王瑶先生遗留的项目“近现代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贡献”，完成了《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一篇长文。该文承继了《觉世与传世》的基本结论，以“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概括梁启超文学观念的移转轨迹。但与偏重考察梁氏前期的“文学改良”理论与创作的著作不同，论文对其后期的学术研究活动给予了更多关注，这自然是为着后期梁启超的学者与导师身份的变易契合了论题的需要。文章主体分“科学精神”、“文化视角”与“历史意识”三个面向展开，算是尽我所知对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精髓作了重点考察。

　　再次写作关于梁启超的论文，是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之约，为该社“蓬莱阁丛书”拟订出版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导读”。该文开笔时的2001年春，人还在日本，最后一节则是延至回国以后才结稿。正因为有此一段因缘，前期的资料搜集也充分利用了在东京大学查找日文图书的便利，对梁氏彼时阅读或可能接触到的日本明治时期学术思想著作进行了搜考。尽管对此一影响关系的抉发只是开了个头，却仍自认为是本文论说中最具新意之处。

　　2004年盛夏，为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赶写了《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一文。这篇7月起首的论文，到10月即会议结束两个月后，才真正完成，由此可见本人行笔之迟缓。此文分别考论了梁启超使用的小说、诗歌与文章这三大文体的概念内涵，尤其注意到其早期的“小说”与后期的“诗歌”对于其他文类的侵吞与兼并，其目的正如文末所言，乃是“有意借助文类辨析，透视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此文同《觉世与传世》第二章关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论说也遥相呼应。

　　本书中最晚完稿因而也是最近的一篇新作为《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此文的撰写纯粹是为了供应上学期开设的“近代作家研究”选修课讲授之需。作为大学教师的一个烦恼是，已经出版的著作基本不能用来充当频繁轮转的研究生专业课讲稿，每次开课，总得另出新招。对于我这样的产量不丰者，最好的情况是，你的论文尚未结集成书，或者是书稿还在出版社排版，如此上得讲台，才可应付裕如。不过，也应该承认，迫于讲课的压力，确实能够提高生产力。

　　而上述这篇边写边讲的论文，在我还更有一重还债的意义。早在《觉世与传世》的“后记”中，我曾经讲到，该书本来尚应包含“梁启超的戏曲研究”一章。只是，当时我对此没有足够的准备，便托言梁作虽为四种，却只有《班定远平西域》是全本，其他均未完成，并且强调其“对国内的演剧界影响不大”，因此割爱。这次拾起原先放弃的题目，一方面是希望清理梁启超关于“戏曲”的论说，以弥补《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于此处的缺失；同时，也企望对梁氏剧作有新的解读。不必说，现在写成的这篇论文，其思考的精细是17年前所无法达到的。看来，有些时候，一时的舍弃未必不是好事。人总是要进步的。

　　除了长篇的论文之外，本书中的其他文字，许多是因友人的催促，为各种自编、他编的梁启超著作选本，以及叙写梁启超生平的著述而写的前言后记或书评。历数下来，有为自编的《梁启超文选》所作的《著论求为百世师》，为《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所作的《以觉世始 以传世终》，为《追忆梁启超》所作的《寂寞身后事》，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所作的《学者梁启超》。另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印的梁启超《名人传记》及吴其昌《梁启超传》撰写过前言，即书中《近代传记的新变》与《梁启超与吴其昌》二文；又曾为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写了《梁启超的家庭形象》一则短评。这些序跋单独发表时已另拟文题，此次编集，又做了些微改动。此外，涉及梁氏几种学术论著、教科书与小说的散论，或是有感而发，或是仅集注于一二小问题，本无意作长篇大论。

　　比较特别的是第二辑所收文字。与前述各文相比，其钩稽的均为梁启超人生旅途中散落的片断留影。《菊砚端砚尽关情》中钩沉的是黄遵宪为弥补梁启超因逃亡海外，丢失了唐才常送他的一方谭嗣同题铭、江标刻石的菊花砚之深长遗憾，另刻一端砚相赠，叙说的是一段温暖的友情故事。《登陆塘沽》由梁氏书信与报纸新闻，恢复的是其归国之日一波三折的戏剧性场景。《来自巴黎的警报》一文，大量利用了散见于《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上的梁启超电报、演讲、论文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还原了梁氏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表现与功绩。《梁启超墓园的故事》则详述了梁与两位夫人的身后事，通过考掘墓地的营建与安葬过程中的种种细情末节，揭示了梁启超少为人知的情感底蕴；而几十年来墓园的兴衰，也令人感慨政治之于生者与逝者命运的超强影响。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是1985年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年写作的《梁启超文艺观刍议》。尽管于《觉世与传世》新版序中，我惭愧地承认此文尚不成熟；但这却是我在硕士学位论文之外，最先写成的一篇梁启超研究文字。作为该书一书第二章的雏形，它也展示了我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初步思考。其中的相关论述，在此后关于梁氏文学史的考究中也有进一步的扩充与落实。

　　总而言之，此书汇聚了目前为止，我在《觉世与传世》之外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题名《阅读梁启超》，意在读“文”也读“人”。以《结缘梁启超》代序，则是想表明我还会不断地回到“梁启超”这个题目上来。当然，期盼下一次重来时，能有更好的表现。

　　郑勇君催促编集，盛情可感，特此申谢。

夏晓虹
2006年5月27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