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经学史》

摘要

　　《先秦诗经学史》是我国第一部先秦《诗经》学学术史著作，以现代的学术视野，结合文史哲相关学科知识、经验和方法，通过仔细阅读归纳分析出土文献、文物、遗址，印证辨析传世文献，对《诗经》进行了重新反复的思考，并进行了深刻的开掘和系统的研究，对系列重大的学术悬疑进行了客观可信的释读和阐发。全书以创新为特色。本书为作者几十年来治《诗经》的心得，因此自成体系。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一、关于歌到诗与《诗经》诗体的形成。传说中的伏羲、黄帝时代的歌，以抒情叙事为主；尧舜开始创造了以言志为特征的，和音乐、舞蹈、歌唱相配合的诗，作为礼乐，是三大礼之一。诗是言，没有文字。殷商时代有文字，但没有完全的关于诗歌的记录。周公制礼作乐，言开始落实到具体的文字，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诗》的形态。虽为礼用，但主要用在祭祀场合。礼崩乐坏之后的抒情诗重新出现，实际上是在新的平面上回归本旨，不是文学自觉的开始。诗言志，用歌来表现，是诗的人文的本质的特征。诗的主要表现技术或者说特征比兴与时空，出自象数技术；押韵，来源汉字特点和表达需要，在盟誓、诰命中常用；整齐四言，取决于金石节奏掌握与合乐；章节建构，出自赓歌习俗和容量的需要，也与巫风盛行有关。风诗见于夏商，而雅诗是西周创造，也是风诗的精神提升和形式规制的发展，雅俗异途亦从此始，诗文分工初步确认。诗是长期的先周语用的结果，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

　　二、《诗经》的名称、作者和应用。《诗经》的名称出自战国，与纯粹体现宗教文化的或缺少王道精神时代的，有诗人之心的辞不同，而赋出自《诗经》的适用，作者写作时没有诗的生态，以体物为特征，因此彼此有明显的区别。《诗经》的命名有6篇出自诗外，其余的或取开头字，或截取诗中文字，或归纳诗义，以取开头两字、三字、四字为主。《诗经》的命名体现类《诗经》风雅颂分类的原则和内容和形式的协调。《诗经》的作者生活在三代到春秋后期，商以前不可考，西周建国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曾作诗，之后除特别记载的以外，一般不署作者，有的概称某国人。三代以来遵循着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因此周武王翦商之后立即告庙，命周公作《大武乐》，六年后洛邑告成，祭祀天地时又制礼作乐，《大武诗》七首因此产生，《大武乐》为六成，二者并不对应，时间上也有数年之别，而一般的诗和乐舞是一诗四体。诗的来源有献诗、作诗、求诗、陈诗等，这些都是成体，等到太师比于音律之后，经过君王的选定，最后成为制体，也就是礼乐。没有选择的就是普通的歌诗，选定的部分有一些用作典礼、仪式、教化之乐，是为正歌，而其余的就是无算乐。因为历代都根据需要修订礼乐，因此，礼乐不断处在增损中，失去礼乐地位的作品进入无算，后人称为逸诗。春秋中期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都有自己的诗，西周以来的礼乐也就成了周诗，成周的作品叫王风。在各国有不同的本子的《诗经》流传，最后由孔子编定，以备王道、陈六艺，一方面出现雅诗，也就是制体礼乐不足的情况，主要是经常用来演奏的《崇丘》等，而歌诗则很少损失，所以说《诗经》的流传不独在竹帛。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关于帝王礼仪的作品，如《肆夏》等，孔子并没有入选。所以对诗书缺不能绝对地看。

　　三、《诗经》的生态与礼乐体制。 《诗经》的诗体要约主要是文字、押韵、比兴、意象、齐言等，这是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其中文字和押韵在散文中也存在，但不是必须，齐言四字两拍出自钟磬、歌唱、舞蹈声折的配合需要，是必然的选择。《诗经》中诗体以四言为正格，共192篇，正格和变格（杂言）的关系是从短句到长句发展演变，在语境协调配合。其艺术手法与语言特征直接影响着后代诗文的发展。《诗经》以十首为一章，即某某之什，以第一首代表，每一节叫一章，开始叫首章，最后叫卒章，与音乐有关。《诗经》在使用上正体具有宗教色彩，通过直觉体悟，实现天人和自然万物的合一。《诗经》最早体现了政教合一的思想和实务。六诗即为行政特征，乐语是教化方式，彼此联系，融为一体，形成西周礼乐文化体系，也是西周的行政法典。在具体的应用上，有大合乐的禘袷郊祀庙祀等的祭祀礼用，也有具体的或言独立的仪式，具体的仪式在诸侯相见时往往以三首作品为一单元，或者交叉使用，礼经三百，截取分合形成三千，是客观的写照。

　　四、《诗经》的名物。《诗经》的名物考主要涉及《诗经》的礼乐，不仅体现在《诗经》的整体上，也包含在具体的作品中。《诗经》的礼器上承三代，下开汉唐，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广泛用于社会和生活，体现了不忘祖宗历史，立足现实，服务未来的发展理念，培养塑造的是德才兼备、性格健全、能力全面的人才。通过《诗经》的礼乐、名器、礼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诗经》的经典性和现代价值。其名物同时也是当时人们经济思想和美好浪漫的情感的体现。

　　五、《诗经》的文化转型与东周诗学。《诗经》的六诗是《诗经》的价值和实现价值的方式表现，与用诗相辅相成。汉代人为建国寻找理论基础，因此秉承战国传统，从六诗中寻找义，因此产生六义，六义是六诗的文化转型和实用。春秋时期，有赋诗断章的风气，也就是从诗中按照自己的需求寻找道义。像《论语》，不仅明确地引用《诗经》，论理明事，更多的是直接将诗作为生活的道理，与此分成明引和暗引两种状况。当然也包含着评价和理解，如“郑声淫”理论就是孔子对郑伯不守传统礼制的批判，桑间濮上之音则是对周代政治利弊的极端看法。因此说，六义理论是《诗经》学发展的结果。在引诗用诗或者说断章取义的过程中，义不是想象的，而是来自《诗经》本身，因此赋诗必类，也就是赋诗必须符合本义是东周以来的传统，而这也正是毛诗序之前能够了解《诗经》的真实的第一有效途径。作为赋诗用诗的方式，因为用在诸侯聘问仪节上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而其中君子曰的代言方式更是别出心裁。汉代人认为赋诗不过是小事，但意义很重要，因此有微言大义之说。春秋以来的引诗用诗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和特色，以及风格。战国时候的竹简，如郭店楚简可以看出，诗的神圣性与普世价值具有持久广泛的特征，而对于研究则增加了很大的困难。著名的如儒家论诗，亦各有特点，既一脉相承，有自成一体。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诗经》都那么理性和本真，《诗经》是真实的但是又充满着理想，有人间的也有天上的，《诗经》涉及的神仙思维，体现了中华民族乐生厚生长生的伟大理想。取义的结果诞生丰富了儒家舍生取义思想，表现在诗学气质上就是楚辞的九死未悔的精神。但楚辞整体上虽然号称为中国诗歌的又一源头，还是不比《诗经》，因为《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和源头。

　　六、《诗经》的影响。《诗经》的影响需要评估，举几个例子说，五言诗的出现主要得力于《诗经》，汉代的汉乐府也是这样，唐代的格律诗更是如此。历代的著名学者都首先从学习《诗经》进入学术，如吕祖谦就是。《诗经》不仅中原，就是遥远的北方的僧侣们都很熟悉，说明《诗经》确实可以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名列世界最美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