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狗——我读〈论语〉》

序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也给本科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负责教其中的一个班。2004年的下半年和2005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想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话（《述而》7.34）。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9.6）。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很多人都并不明白，这顶帽子的含义是什么。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么，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某某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我这个人，“文革”受刺激，比较多疑，凡是热闹的东西，我都怀疑。比如现在的“孔子热”，我就怀疑。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

　　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唐·吉诃德。

　　这是我的印象。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要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作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

　　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

　　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

　　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呆过一年），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康有为的孔教会，我不及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没赶上；新儒家的书，一本没读； 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跟政治斗争有关，跟意识形态有关，在我看来，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之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

　　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满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没什么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正像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你说传统是宝贝，我同意，处于濒危，要保护，我也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当然是外国了），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先生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这是危言耸听。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 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而且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们都见过。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那时，道德一事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当然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胳膊肘露出棉花，显出艰苦朴素）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奥斯特洛甫斯基说过……（大家常说那段话，我背不下来），人生的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呢？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对人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像跟神父忏悔那样，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功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所以无党无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

　　我讨厌道德说教，其实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态度。用一种说教代替另一种说教，在我看来，没必要。谁爱用谁用，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 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很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所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没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去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再清楚不过。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国民党不是传统文化，港英当局不是传统文化，共产党大陆更不是，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大陆的现代化，基础薄弱、铁桶合围、孤立无援，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保古的生态环境不一样，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80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现在又骂太不传统，到底哪个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

五

　　“文革”批孔，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是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前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刚刚摔死的林彪，第二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20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要写“文革”史，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都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颠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有些还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从湘潭到长沙，他还尊孔，只是到了北京，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开始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孔子办教育、讲学问，很多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他看不起。“文革”以前，他对孔子是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还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和蒋介石一样，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在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斗争的逻辑并没变。

　　1942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1943－1945年，郭沫若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尊儒批法（也批墨，也批老、庄）。他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和历史剧，皆含隐喻。1954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1958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他的政敌，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本来是他喜欢的历史学家，但他们都尊孔，他就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反过来批郭沫若。新民学会时期，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 政治是个好恶太深的领域，好恶深，则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过架，挨过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七

　　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读《论语》，我是怎样读《论语》。

　　最近几年，有三个刺激，逼我重读《论语》。

　　第一是竹简热。90年代，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是以儒籍为主，内容涉及孔子，涉及他的主要弟子，不但和《论语》有关，也和大小戴《记》有关，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过去研究儒家，主要是读孔、孟、荀，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反而不讲，漏洞太大。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但儒家出现早，地位高，影响大，不容怀疑。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还要返回来读《论语》。此课不补，没有发言权。

　　第二是孔子热。现在，和80年代不同，我还记得很清楚。80年代，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怨天尤人骂祖宗。现在，风气陡变，传统又成香饽饽。向左转，向右转，谁都拿孔子说事，孔子真是左右逢源。从骂祖宗到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前因后果，值得深思。美国学者史嘉柏（David Schaberg）有篇书评，是介绍西方的《论语》研究，文章的题目是《沽（贾）之哉，沽（贾）之哉》。用在我们这边，也很合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作为文化现象，要想看得清，也要读《论语》。

　　第三是读经热。现在鼓吹“少儿读经”，不是读《五经》，而是读蒙学课本，也是甚嚣尘上，我是不以为然，但怎么读古书，确实是问题。现在，我在北大讲“四大经典”，《论语》是其中之一。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读经典的问题。

　　说实话，我读《论语》，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古代思想史，有很多争论，我是像看戏一样，坐在台下看，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学道德，更不沾边。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摆脱这套咒语。

　　我的读法是：

　　（1）查考词语，通读全书。按原书顺序，一字一句、一章一节，一篇一篇仔细读，先参合旧注（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为主），梳理文义，再考证疑难，把全部细节过一遍筛。

　　（2）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纵读《论语》。第一是孔子，第二是孔门弟子，第三是《论语》中的其他人物。借这种考察，为各章定年，能定的定，不能定的阙如，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

　　（3）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我把全书，归纳为若干主题，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按主题摘录，看这本书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与《墨子》、《老子》有什么区别。

　　（4）最后，是我的总结，所谓总结，是用原书说话。

　　孔子这本书，有不少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有些一般般。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下》）

　　我于《论语》，也是如此。

　　读《论语》，要心平气和。

2006年10月15日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