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核古文〈尚书〉案》

自序

（一）

　　《尚书》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我从事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多年，随着对三代史认识的深入，逐渐认定所谓“伪古文《尚书》”的“定案”无法成立。本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本书结论：阎若璩 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阎氏书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如果中国学术史中这一绝大问题的“定案”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结论，能否以及何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学术水平的一次检验。

　　阎若璩是清代学术主要奠基者。梁启超说：“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定案”为“伪书”。所谓“伪古文《尚书》”。时至今日，如果有谁在文章中引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内容，在大部分专家看来，这样的引证已经违背最起码的“学术常识”。所谓“铁案如山”。

　　汪中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认为阎氏《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梁启超一方面赞同汪中见解：“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另一方面将其约减为四：“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清代和民初重要学者对阎若璩及其《疏证》多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详见本书开篇“为什么选择阎若璩”。

　　阎氏《疏证》对清代学术走向具有极大影响。

　　第一，直接推动清代“汉学”的形成。下面是 梁启超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由于这个原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阎氏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人。《大禹谟》“十六字心传”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阎若璩对“伪古文《尚书》”的“定案” 使之失去依据。这也是清儒背离宋学的重要契机之一。

　　第二，开“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禹贡锥指》等著述树立了考据学旨趣和方法的范例，背离清初诸老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此风大盛于乾嘉汉学。

　　第三，开三百年来疑古之风，由疑诸子传注进而疑经。梁启超指出：“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刘歆伪造古文经传之说实为谬说，参阅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

（二）

　　梁启超概括中国学术（秦以后）时代思潮“四者而已”：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或谓汉学、朴学、实学）。宋明理学援佛入儒，非甲非乙，注释经典常“恃胸臆为断”；其学属哲学范畴，处理形而上问题，“游谈无根”，“虚”多“实”少。由于理学旨趣不在史实，故对当代史学研究影响甚微。

　　清代学术“由虚转实”，“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研究具体问题，“实”多“虚”少。再向后，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 。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过程。其主流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 清代学术是民初学人的知识基础。只要身处这个时代，谁也无法摆脱其影响。

　　由于梁启超、胡适等重要学者对清代学术“科学方法”的充分肯定（包括他们对阎若璩的倍加推崇），导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一些重要学术结论直接进入现代史学。比如，从阎若璩、崔述到康有为的“辨伪学”，为“古史辨运动”兴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疑古成果”基础；又比如，“古史辨派”学者的治学方法大多直接来自清代学术。

　　清代 考据学主治经学，旁及史、子，其主要内容包括：训诂（诠释字、词音义）、考据（探究经典中的疑难内容，如史事、名物、山川、地理、天文、历算、术数、典章制度等 ）、校勘（比对不同版本，推断经典中的正确字词）、辨伪（研究文献真伪）、版本（鉴定古籍年代）、辑佚（从文献引文中辑录佚书内容）、目录（文献分类） 等等。

　　中国现代史学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清代传统学术和 西学东渐成分。考据学解决形而下问题，研究方向是查明事实真相，研究结果是确定古史和古文献的有无和真伪，故其方法和结论仍在直接影响当代史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宋明理学属于“古代学术”，则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代学术”。

（三）

　　清代考据学（汉学）形成的外在原因，是满清征服者的文化 高压政策，及其对文人士子的利诱笼络；其结果是“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再有，就是康雍乾对经学的提倡，及其组织对经典的注疏和大规模编书。弘历编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其禁毁典籍的数量相当于《四库全书》收书总量。康雍乾三世大兴文字狱，大规模禁毁“违碍”书籍，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中国历史上这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相 同步。

　　后人或谓清代学术始 于“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之风”，实则二人学问人品已大不相同。钱穆先生说：“此种变迁，洵可叹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明末遗老多为 刚正不阿之士，阎若璩、胡渭则是 柔媚名利之徒（二人都曾主动向玄烨献颂诗以邀宠 ）。 近读钱大昕《皇太后七十万寿颂》，颇有感触；一篇序文加十四首颂诗，约一千字，二百三十八句，每句都有出处，且全都出自神圣经典《十三经》。虽是残言断语杂凑而成，妙在文意贯通，诗有韵脚。如此才华文章，阿谀重礼，百世罕有。

　　诚如梁启超所说，清代学术走向是“节节复古”，由宋明复于六朝、唐，再复于东汉（古文经学），又复于西汉（今文经学）。至于是否如梁氏所说“节节复古”可以实现 “以复古为（思想）解放”，则须另当别论。在满清征服者文化高压政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避祸于故纸堆中。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残暴严密的思想言论钳制，导致乾嘉时代考据学独盛，其学风就事论事，支离破碎 ，门户壁垒，思想贫乏；这是病态扭曲的“学术状态”，是刚正人格和创造能力被“剃发”的结果；这个过程十分郁闷可悲，与“思想解放” 背道而驰。

　　在清代学术演化脉络中，黄宗羲、顾炎武开其先河，阎若璩和胡渭是汉学（古文经学）的“直接奠基者”。乾嘉时期的汉学主要有：以惠士奇、惠栋父子为首的“吴派” （其代表人物如：惠氏弟子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和以戴震为中心的“皖派”（其代表人物如：戴氏后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二者都属于梁启超所谓清学“全盛”期的“正统派”。此外，尚有以 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等等。

　　乾嘉汉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的主要工作，是对古代典籍的注释、整理，以及史实考核、史料补订。这是清代学术的“朴学”部分，其建树多系于此。名家辈出，著述宏富，成就斐然。有必要指出，朴学成就中较少创造性成分，烦琐细碎有余，缺乏宏观视野中的分析综合。故今人于清学须作两面观。

（四）

　　考察清代学术得失的角度，在门户，在方法。乾嘉汉学（古文经学）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搜罗东汉经说几无遗漏，此其得；由于偏重东汉，两晋六朝唐宋以来千余年经学成就多被忽略，此其失。晚清今文经学舍弃贾马许郑而复古于西汉，且专主《公羊》学，以微言大义援经议政，其旨趣不在史而在用；其失在附会经说。门户局限，各有所失。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以较大篇幅分析戴震关于《尧典》“光被四表”当作“横被四表”的考据，将其作为清代学者以“科学精神”进行“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的重要范例。此一字训诂虽无关要旨，由于有钱大昕、姚鼐和戴氏弟子洪榜、段玉裁等著名学者参与寻找证据，因此成为清代文字考据中的经典例证。我对此专门下过一番功夫。（参阅本书附录三：《评戴震考据“光被四表”》）结果发现戴震的结论不能成立，他的“大胆假设”已经超越文字训注方法合理使用限度。实为清代考据学不够严谨的“经典例证”。

　　考据学方法有其合理使用限度，过犹不及。当认识对象比较复杂，认识素材极不充分，此时提出“大胆假设”难免主观武断；如果在“小心求证”时只收集有利证据，见到相反证据却只字不提，这样的考据已经背离“科学精神”。严格说，“通假”等因声求义（包括引用字书音义标注）的训诂学方法是或然性的解释依据，只提供可能，不提供确证。戴震“光”字考据就是对此类方法的过度使用。清代考据学中这种现象比较多见。这是朴学之内华而不实的成分。最终成为六经注我的重要工具。民初学人大多使用过这种方法，且十有八九是过度使用。相关例证见本书附录三《评戴震考据“光被四表”》第十部分：“考据学方法的使用限度”。

　　清代学术的朴学部分，薪火相传，不分今古，始于顾炎武，终于孙诒让。朴学大部分基础性工作比较严谨求实，但由于其中存在方法缺陷，故有必要作一番得失考察。在问题比较复杂的场合，对“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尤须细加核实。朴学中问题最复杂，采用“大胆假设”方法最集中的场合是“辨伪学”。这项研究的结果，直接决定古史和古文献的有无和真伪。

　　史料是史学认知的素材。史料之于史学，如同走路要有路径。如果发生将重要且珍贵的 真文献“误判”为“伪书”，是对史学研究条件的恶性破坏。换言之，“辨伪学”一旦出错，其后果十分严重，是历史学家作茧自缚，是“没过河，先拆桥”。比酷吏枉罚无辜更加愚蠢荒唐。因此，有必要将其从朴学之中区分出来，对其理论、方法、证据、证明步骤和主要结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严格甄别。

（五）

　　当代学人的古文献研究条件已经发生质的改变，这里主要指借助计算机软件的文献检索条件。在古史和古文献研究中，任何一个具体研究结论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书证）的质量。古代文献学大家无不记忆超群，即使如此，由于典籍浩如烟海，其全部工作量一半以上要用于翻阅文献、查寻书证。

　　毫不夸张地说，仅本书所举书证，若以传统方法翻检文献，且以一人之力专行此事，至少要用数十年查找功夫。借助计算机软件的文献检索条件，可以迅速准确处理海量信息，可以在数年内完成传统方法数十年才能完成的检索。极大工作量的文献查寻困难由此迎刃而解。

　　对于古代文献学家来说，这种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郑康成再世，这样的技术手段会令其欣喜若狂；如果顾炎武 复 生，他一定会对《日知录》做出许多修订（顾氏所谓：“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从“大海捞针”到“一网打尽”，古史和古文献研究领域这场“操作技术”的革命悄然发生于最近十余年间。

　　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建设速度很快，目前已经有了几个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比如《》、《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等）。这是当代学人一大幸事，也是“国故学”基础研究发展健全的重要转机。当代学人拥有检索效率的巨大优势，同时拥有相对成熟的证据学作为参照，还有严格的逻辑学甄别标准。“汽车”已经取代“牛车”。我们驾驶“汽车”超越“牛车”上的清代学术以及近代疑古学派，实乃以逸待劳，以强凌弱，多少有些胜之不武；但是，如果我们驾驶“汽车”尾随于“牛车”之后，惟其牛首是瞻，则是十分的不可取。

（六）

　　在清代考据学中，“辨伪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知识结构的影响最大。三百年来疑古之风一脉相承，阎若璩是其第一人。在 孔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被“证伪”之后，更多的古文献（包括 《尧典》、《禹贡》等今古文《尚书》共有篇章）被判定为“伪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被“缩短”。

　　所有这些“疑古”研究及其结论，均以阎氏《疏证》为其釜底之薪。因此，本书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不在学术史范畴，而是当代史学批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