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栖迟》

后记

　　有关此书的许多情况，“前言”中大体上作了交代。排印校对过程中，发现尚有一些小事得向读者说说，就写此“后记”。

　　“就读育英中学”一稿，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认为是赵允平学长与我的合作。插图均为赵大学长手绘，没有这些图，文字稿定然黯淡无光。如果看成是以文字为图画作说明，才准确合理呢。赵大学长与我，自1949年离开母校后从未见过面。这次合作，也只是我贸然打电话给他，他一诺无辞，三天后即将材料寄来。我认为，有了这些宝贵的绘画，老师们的风采才得借此以存，它们定会受到写校史的后来人的重视与采择。 解放后，墓地越来越寸土寸金，丰碑大碣基本上消失，代之而兴的是言简意赅的小型碑志。我因友情驱使，有时承乏此项文字差使。这里登载的几统碑志文字稿，选的是其中与北京和我个人关系最深远最密切的。深远，是逝者或其亲属与我早有深交。例如，阎中雄和他的哥哥中英（首都图书馆研究员，文献部主任），国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国仲元（驻美大使馆一秘）和国锦元（鹤壁师范学院教授），都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结识的，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而且越走越近乎。刊载这些文字，重在友情和纪念意义。

　　同样重在纪念意义因而刊登的，例如“文昌院记”就是。其始末如下述：我接到吴小如老师的电话，说，和我久已熟悉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耿引曾学长及其令弟、时任颐和园园长的耿刘同老哥，托吴老师打招呼，叫我承乏写这篇文字。我和耿氏姐弟的令尊耿鉴庭老先生是早就熟悉得很了，耿老是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著名的中医大夫，先师游泽承（国恩）先生晚年，常请耿老出诊，有时由我打的接送。那时候，打的还是一种“异数”呢！耿老又是他的故乡扬州的狂热的研究者，当时我在《文物》杂志编辑部义务打杂，他的这方面的论文，常由我传递，有时承乏编发。因此，对有两代交情的老少爷们的指派，自然是义不容辞啦！写作时，现任园长高大伟先生亦曾莅临舍间，具体指导。屈指耿老墓木已拱，悲夫！再如，给饶选堂（宗颐）先生写“米寿贺辞”，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几位现任领导，也是我的知交派的差使，我欣然领命，也因我对饶老先生极为尊重、钦佩之故。庆祝“米寿”，用的是拆字格：八十八岁。还有“茶寿”，用拆字加法，八十八加二十，一百零八岁。“白寿”，用减去一横意合法：“百”字减去一横为“白”，则是九十九岁矣。这是日本人兴起来的，现在咱们这儿也流行啦！恐怕有的青年人不熟悉，说明如上。本师周绍良先生亦于2005年庆米寿，出专书庆祝，故用跋语形式行文。

　　我经常应邀写书评，都是友情演出。我对书评的看法和我的写法，具见拙作《承泽副墨》一书的“前言”中，有兴趣的读者请赐阅，不赘述。但是，我也是有点原则的，即，不值得写的，一律挡驾，绝不胡乱吹捧。就这样，我这二十多年，竟然写出了一百多篇书评了，一算细账，连自己都吃惊呢！这次挑选出来自觉有代表性的几篇，请读者评判。选的，一是与北京有关的；二是与我从事的专业即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有关的。

　　这就要说到我与当代国学特别是目录学大师王绍曾老先生及其入室弟子杜泽逊教授的关系了。他们二位都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教授。王老英年时曾任近现代伟大的出版家张菊生（元济）老先生的主要助手，解放后从事古典文献整理，特别是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和相关著作的整理，著作等身。杜泽逊先生则是王老的入室弟子，完全继承了王老的衣钵，并大有发展。本来，我们之间是神交，后来，他们二位曾为编集整理文献事宜久驻北京，我就有经常亲炙与领教的机会了。老少二位的书，几乎每一种都掷赐与我。快读之馀，技痒难熬，形之于文字，就是必然的了。

　　现在想到的应该向读者补充汇报的内容，大致如上。在结束这篇文字前，请允许我借此篇幅，向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领导，特别是总编辑赵珩世兄，也特别向责任编辑杨韶蓉女史，致以意重言轻的感谢！没有他们和出版社全体同志的大力，这本小书是无法呈献在读者面前的。程毅中学长惠赐题签，并此致谢！至于此书的命运，下走很放心，全权交与敬爱的读者来掌握啦。

白化文 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