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

内容提要

　　该书围绕着牛李党争、文士、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在政治与文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三大部分的内容：1、牛李党争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历程；2、牛李党争对文士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影响从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3、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变与中晚唐文学的演变。该书共分为七章，绪论一章交代了该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第一、二章论述了牛李党争的特征和演进历程，第三、四、五章论述了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党争对文士的影响、党争对中晚唐政治文化和晚唐诗风的影响，余论一章探讨了唐末文士的怨恨以及对诗风的影响。作者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既重新梳理和探讨了牛李党争的历史真相，也重新梳理和审视了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方坚铭，男，1972年生，浙江温州永强人。曾任中学教师。1998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博连读，2003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在《文学遗产》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数篇文史论文（如《从马竹剑三个意象来窥探长吉心态》、《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经验模式的形成》等）。参与和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唐政治与文学”。

本书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关于牛李党争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节　牛李党争起因刍议
　　第二节　党派分野和党争动力机制
　　　　一　党派分野的依据
　　　　二　党派分野动态结构
　　　　三　党争动力机制
第二章　牛李党争的演进历程
　　第一节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一　前期党争中几个党争旋涡的考察
　　　　二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第二节　文宗朝：互为胶着、互为进退时期
　　第三节　从会昌朝至大中朝：一党独制的阶段以及党争的结束
　　　　一　会昌大中朝相权的演变轨迹：从“常令政事出于中书”至“愿相公无权”
　　　　二　会昌朝政绩的缔造
　　　　三　会昌大中之际党争的白热化以及党争的结束和余波
第三章　党争的产物：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第一节　早期党争中产生的“攻击型”传奇作品
　　　　一　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
　　　　二　《李娃传》主副调互补的叙述策略及其间接攻击策略
　　第二节　李党攻击牛党的系列作品探析
　　　　一　绯衣小儿和两角犊子——对图谶的利用
　　　　二　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匿名、易名的攻击策略
　　　　三　李党攻击牛党的力作——《周秦行纪》
第四章　牛李党争与文士
　　第一节　李德裕贬死崖州与文士心态
　　第二节　从党派分野动态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党争和文士的关系
　　第三节　杜牧与牛李党争
　　　　一　杜牧之为牛党辨
　　　　二　从边缘层向紧密层的摆动
　　第四节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一　李商隐在党争风波之中
　　　　二　大中朝李商隐之行迹与心迹
　　　　三　从经验模式角度看党局牵连与义山无题诗之关系
第五章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文化及晚唐诗风
　　第一节　作为中晚唐政治腐败之表征的牛李党争
　　第二节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变
　　　　一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格局的嬗变
　　　　二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变迁
　　第三节　牛李党争与晚唐诗风
　　　　一　按照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对晚唐文学发展作出分期与阶段划分
　　　　二　牛李党争参与塑造了晚唐政治文化从而参与塑造了晚唐诗风
余　论　从牛李党争到白马之祸：怨恨积聚的晚唐社会和充满怨恨的文士
　　第一节　牛李党争时代文士的怨恨
　　　　一　永贞元和之际尚不足以形成“怨恨”心态
　　　　二　牛李党争时期怨恨心态之特征及其初步形成
　　第二节　唐末文士的怨恨
　　第三节　怨恨的晚唐社会与艳情及隐逸的风习
　　　　一　沉迷于艳情世界
　　　　二　唐末隐逸之路

本书评论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朝臣由于政治文化、政见的对立、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分成两大派别进行的斗争。“牛”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李”是指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李党。这场绵亘了三、四十年的朝臣党争对唐王朝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至大中初，宣宗皇帝上台，务反会昌之政，李德裕贬斥崖州而死，标志着牛李党争的结束，但是党争的余波却延续很久，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唐王朝也最终走向了覆灭。方坚铭先生的《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一书即是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且研究党争对文学的影响。

　　党争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一大论题，牛李党争作为历代党争中的一大事件，尤受到唐代文史研究学者的关注，而在论及李商隐、杜牧等诗人的时候，鲜有不将其人与党争之关系先论述一番的。傅璇琮先生深刻地指出：“中晚唐的文学与初、盛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不少作家本身就往往是政治斗争的一员，也有些则是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政治的波涉，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了这些斗争，或者带上了他那一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斗争的色彩。这种情况，对于生活在九世纪前半世纪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而这近五十年唐朝廷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牛李党争。”(《李德裕年谱·序》)这个大判断对深入中晚唐文学研究无疑指明了路径。

　　该书最大的创新之处是什么呢？正如《后记》所云：“已出版的同类著作和研究，或偏重于文学，或偏重于政治，本著作最大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就是以牛李党争这一绵延长久、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为契入点，真正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以政治文化为中介，广泛而深入地考察了牛李党争的演变历程和中晚唐文学的演变。至于一些具体的观点，如政治与文学互动理论、党派动态结构理论、党争对士人心态影响、中晚唐诗风的演变等，均系自己探索所得，对同类研究者应不无参考价值。”该书围绕着牛李党争、文士、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作者在广泛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既重新梳理和探讨了牛李党争的历史真相，也重新梳理和审视了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牛李党争的研究曾经十分热门，而且争论异常激烈，而将党争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更是极少。正如绪论里所说：“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奠定了近世牛李党争研究之格局，扬波于前，傅璇琮、周建国、王炎平诸先生又从而阐释之，推浪于后，故有关牛李党争之专著、论文层出不穷，颇为可观。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论稿》，认为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在这种党派分野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党争的性质、起缘、过程。岑仲勉先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李德裕无党”之说，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辨析了党争的一些基本事实，如‘牛党’‘李党’的名称，元和三年制科案是否是党争的起缘等。此后大陆和海外学者围绕二家说法，各自立论，自出新见，一些对立的观念争论得十分激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傅璇琮先生的《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经过、性质和是非曲直，对中晚唐文学研究甚有助益。然而由于专著性质的限制，对牛李党争和当时文学的关系，对文士的诗文作品本身，则尚未来得及展开。”作者敢于挑战这样的课题，本身就是勇气可嘉。

　　在这种纳政治与文学于一炉的宏大视野观照下，该书的创新之处和新颖之见也层出不穷。

　　首先让我们颇受启发的是作者的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传统文学研究虽然十分注重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分析了已有观念的局限性，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汲取学界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尽量避免这些研究的缺陷。那么，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最重要的是找到二者之间的中介将二者联结起来，打破传统的仅仅考察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既定思路，要求在宏观的社会背景（政治）与具体的文学现象之间用一些具体的环节将之联结起来。

　　该书将以中晚唐政治文化和文士的政治命运为中介，将政治、文人、文学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对政治与文学之间一些因素和环节的梳理，形成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政治格局、社会力量的变化，通过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并塑造了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作者还努力将政治与文学之间互动的理论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理论阐释武器，并贯穿全书。

　　该书考论结合、文史互证，以中晚唐政治、政治文化为切入点，对晚唐文学展开总体的研究，这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观念：古代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文学甚巨，对于古代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是不能少了政治这个维度的。

　　其次是对牛李党争各种聚讼纷纭的问题的梳理，也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其一，探讨牛李党争起端的问题。牛李党争到底起端于何时，学者笔下也是聚讼不已。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是牛李党争发端的时间。当时，同年登进士第的年轻士人李宗闵、牛僧孺，本年同登制科。对策之时，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翰林学士裴垍等，赞赏其言，第其策为中等，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但考核之时，不先上言。时李吉甫为宰相，泣诉于宪宗皇帝。宪宗只得罢王涯、裴垍学士，考策官也一律贬谪，僧孺、宗闵久之不调。七年过去，李吉甫死后，他们才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员外郎。

　　作者结合已有考证成果得出:其实，牛、李对策文所指斥者主要为宦官乱政和兵兴以来的弊端。而泣诉于上者为宦官，非李吉甫。然而这次对策案也暴露了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政治观念的对立，僧孺、宗闵以兵兴以来种种弊端为借口，提出“省兵”，作消极的防御策略，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持用兵藩镇的积极进取策略。这就是元和对策案的真相。?

　　不过这次对策案还只是初步暴露了牛李两党政见的对立，人事上的一些纠葛。直至于长庆元年（821年）科场覆试案，才是牛李两党正面冲突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由此也标划了牛李两党各自独立的势力范围，形成比较鲜明的党派分野。

　　其二，关于牛李党争性质的探讨。牛李党争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历史话题。陈寅恪先生从种族和文化角度来划分牛、李党人的党派分野，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因此，牛李党争实质上是这两大集团之间展开的党争。该书作者从新梳释了陈寅恪的党派分野理论，反对将其观念简单化为“科举门第之争”、“士庶之争”。认为仅仅以出自、出身、政见之不同来阐释党派分野是不够的。该书主要是将党争看做是统治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政治亚文化之间的斗争，在此基础上研究党争的演变、规律和特征。

　　其三，探讨党派分野和党争动力机制的问题。按照党人归属的客观规定性和主观自主性两方面兼顾的原则，提出党派分野三大依据,这种党派分野理论进一步突出了政治文化的自我抉择、自我认同对党人归属所起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党派分野具有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本文依据士人卷入党争的程度、与党争距离的远近，而划分了五个层次，形成了党派分野动态结构理论，依次考察了处在不同层次的士人与党争的关系及其生存形态。不同的党争事件，往往突出的是党争动力因素的某个层面，或者几个层面，或者必须从完整的党争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某个事件。从党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看，越到后期，意气之争的成份也越严重。

　　再次，关于党争和文学的关系，作者又有哪些新的见解呢?

　　其一，该书考察了党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是党争的特殊产物，往往以攻讦、诽谤、污蔑政敌为著文宗旨。对早期党争的几篇著名传奇作品，作者也从党争的角度予以全新的诠释。《霍小玉传》作为爱情悲剧经典，其实同时也是一篇具有攻击倾向的传奇作品，这是一篇倾向于李党的蒋防出于攻击牛党而作的传奇作品。《李娃传》是一篇白行简出于攻击荥阳公郑氏为代表的高门世族而作的传奇作品。从党争的角度切入这几篇著名传奇作品，可以加深对作者意图和作品意蕴的理解。

　　其二，依据文士卷入党争的程度、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来阐述党争与文士的关系，形成党派分野动态结构理论。从党派分野动态结构角度来考察党争与文士的关系，着重于考察党争对文士政治命运的影响从而考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且区分具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处在不同权力位置的士人的政治命运、政治立场和心态而考察之。

　　处在党争中心的士人之文学，如李德裕、李绅、元稹、牛僧孺等，党争的经历和体验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强烈的忧危意识无时不刻地萦绕着他们；政治打击和贬谪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伤痕；独善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

　　受党争波及的士人之文学，如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考察外围层中立派文士的特征，以白居易、刘禹锡为代表，探求他们是如何受到党争的强力辐射，以及是如何最终形成独善、避祸意识的。而杜牧、李商隐等被卷入党争之中的文士则设专章来专门探讨之。

　　其三，重新认识杜牧、李商隐等著名文士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李商隐和杜牧都是在边缘层和中心层之间摆动的文士，两者均被卷入到党争的漩涡之中去，所不同的是，李商隐是“被抛入”，而杜牧是“突入”。李商隐“被抛入”是指李商隐本无预乎党争，但是由于他跟牛、李党人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关系，使他处在党争夹缝之中，倍受折磨，杜牧“突入”是指他在大中朝一反其赞誉会昌之政和李德裕政绩的面目，转而攻讦和诋毁李德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自我选择。

　　该书重新探讨了“小李杜”的党派归属。作者认为，自党派分野三大依据观之，杜牧当属于牛党。又吸收文史专家傅璇琮、周建国的成果，以较新眼光来诠释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最后，阐述了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演变尤其是诗风演变的关系。作为中晚唐政治腐败之表征的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而且由此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诸诗人，由于直接受到牛李党争的影响，所以他们所作的诗文，直接显露其政治倾向性与当下心态，这是牛李党争所起的显性层面的影响。而由晚唐语境之诸表征观之，如律绝的盛行、苦吟的风尚和律切精严的诗风、无题诗的首创、咏史怀古诗风的盛行，皆可见牛李党争所起的隐性层面的影响。由这两个层面推演之，可以对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演变的关系获得深入的认识。

　　全书结构合理，论证层层深入、剥茧抽丝。资料宏富而编排有序。言不轻发，论不轻结，反复致辞，多番商榷，一旦认定事实，则一锤定音。语言简练明快，婉转有致，时有文白互杂之处，然不觉突兀，读之既久，觉古人古事纯用白话几不能表其心事。在史事钩沉和长篇大论之中，亦有一二感慨发于其中，抒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感，大概是他对历史的“了解的同情”到了一定程度，下笔不得不然。（常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