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盾》

　　
　　两个月过后，在警卫连的当兵锻炼结束了。部队机关派了一辆卡车过来，干部处来了一位焦干事带车，接我们回机关大院。说起来也是来H部队这么久了，才第一次见到机关大院的样子，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这里也是兰谷的一部分，如果把整条山谷真的看作一条两头细中间宽的“兰叶”，这里就是这条叶子的末端了，再往下就出了山谷，是大片的开阔地，并且就有百姓的村落了。

　　机关大院自然是呈狭长形。占地面积不小，从北向南，甩出长长的一溜，足有两公里。办公楼、礼堂都是新建的，颇为气派，官兵宿舍是一排排的红砖房，沿山势高低错落，却也整齐有致。但是整个大院还没有完全成形，一些家属楼还在建设中。院墙也只是南北两端才有，各有一道营门，北门通向兰谷里面的禁区，南门对着外面的世界。西面因为是一溜高山，只在山坡上拦了铁丝网。东侧是河，就是那条从高原流过来，流经整个禁区也流过警卫连营区的雁栖河。河水流到这里时已因地势的落差而势头湍急，加之河岸陡峭，成了大院的天然屏障，也成为一道风景，所以在这一侧不仅无院墙，连铁丝网也未设。

　　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暂住。住招待所，意味着仍没有给我们分配岗位，也就未能分配宿舍。

　　不过，当天下午，我们就被干部处的同志分别叫去谈了一回话。我是由李副处长谈的。谈话很正式也很严肃，李副处长主谈，旁边一位年轻干事做笔录。

　　李副处长让我讲一讲来部队后的主要感受，有什么想法，有哪些收获和体会，并且要我谈谈对一同当兵锻炼的另外六名同志的印象，分别作出评价——他们的政治表现如何，当兵锻炼的过程中是否积极主动，和大家相处、或者说团结同志方面做得怎样，有没有什么思想问题。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部队考评干部的一种方式吧，谈自己感受时就没敢太随意，尽量做到比较坦诚、真实。我说我感觉到这里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但是还能克服，官兵们的牺牲奉献精神让我十分感动也受到教育；同时也表示说我还是希望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专业长处，多做贡献，不希望把专业知识丢开太久。对其他同志，我所感受到的他们的优点、不足，我也都谈得比较客观。我知道在我这么评价别人的同时，也是在表现自己看人看事的视角和思想认识水平吧，面对组织上的这一要求，最好别装也别藏，还是落落大方、实事求是比较好一些。只是不知他们这次考评是出于什么意图。我隐约猜想到，有可能是在经过了前面这段时间的锻炼和考察后，要安排我们的专业岗位了。

　　李副处长主要是听，问得并不多。看来他对我能够准确理解这次谈话的意图，客观地并且简明扼要地表达对每个有关同志的看法，比较满意，不时轻轻点一下头，偶尔也会问一下我所谈及的有关印象的细节。后来，他像是比较随意或故作轻淡地问起一个问题，让我有点意外。

　　他说，在北京时你好像说过，还没有恋爱对象是吧？

　　我说，是的，我说过。

　　他问，是不是也谈过呢，只是没有确定恋爱关系？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呢？

　　我说，要这么说的话，也算是有过吧。

　　我就对李副处长如实说了和沈延娜交往的过程。我说，这是我的一个并非同系的同学，她确实曾对我表示过好感，但我没打算和她发展恋爱关系，毕业前夕我曾明确以书信方式表示了我对她的态度，等等，如此这般对李副处长解释了一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会儿问起这个问题，但我心里还是比较坦然的——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在北京时并没有对他讲假话，更没想要刻意隐瞒什么。

　　李副处长听了，轻轻点了点头，说，好，我明白了。

　　我以为他接下来会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这时问起这个问题。但他没说。我也就没再问。

　　背靠背的分别谈话用了一天时间就搞完了。隔了一天，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一大早被告知说今天不放假，早饭后不要出门，就在招待所等着，上午有事。快到九点时，干部处焦干事过来了，让冯兆锐、杨士杰、耿平山、韩森、张金凯和我，到部队首长的小会议室去开会。没让印家铭去，他一个人留在了招待所。许秀玉也没到场。她一直是在通信连当兵锻炼，我们回机关后她来招待所看过我们，兴奋得不行，她也是早盼着有个真正的岗位去干专业了，还自信满满地说：这回你们都回来了，估计会很快了！

　　却不知为何只找我们六个人开会？

　　开会前，我们几人先到了会议室等候。没过一会儿，秦家瑞司令和于乾川政委来了，大家马上起立，由李副处长把我们六个人的姓名、来自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逐个做了介绍。两位首长走上前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秦司令是个瘦高个儿，但腰板挺拔，身体硬朗，和我握手时能觉出颇有力道，说起话来也中气十足。他是陕西人，乡音基本没改，每句话的结尾那上扬的语调让人觉得铿锵有力，也充溢着热情和亲切。于政委个子不高，略有点胖，风度儒雅，握手时是软软的柔柔的感觉。他是湖南人，讲话是普通话的语调，但发音还未脱出家乡的方言，把“欢迎你们”说成“翻迎你们”。

　　然后落座。

　　秦司令说：本来是该去里面看望你们的，因为到北京开了个会，回来又忙别的，就没去。给大家先表示个歉意啊。

　　于政委随即接上说：但是你们当兵锻炼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大家表现都很好，基层同志对你们反映很好。这很不容易啊，毕竟你们是从大城市到了高原，到了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这种作风，希望同志们以后还要继续发扬。

　　然后他向秦司令望过去，像是用眼神在作询问。

　　秦司令点点头，说，好，我们就书归正传，抓紧时间开会吧。

　　这时，李副处长和焦干事就退了出去，出去时还把房门掩紧了。

　　会议室里，长条形的会议桌边一共是九个人：秦司令，于政委，我们六个大学生干部，另有一位党委秘书，负责会议记录。

　　秦司令讲话极其精练，一上来就直入主题。加上他讲的又是对我来说极为特殊和极具震撼力的内容，我几乎是一字未落地刻在了脑子里。

　　他说：“今天请你们各位来，我们开个短会，但是内容很重要。从明天起，你们六名同志将作为我们H部队核心岗位的技术骨干，被派往W厂去实习。 W厂，是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所在，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注的战略棋子。我国能不能有自己的原子弹，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生死存亡。我们H部队是干啥的，现在我也要告诉同志们，我们就是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专门负责核武器保存和维护的阵地。所以需要安排你们在研发阶段就提前进入情况，通过实习，掌握核武器原理和技术，将来成为我们H部队专业方面的顶梁柱！”

　　这里居然是我国的核武器阵地！此前，即便是做为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我也丝毫没听说过我国已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消息，这种事太敏感了，当然是高度机密。后来被H部队招收进来，我也没想到过会是这种任务，倒猜想过有可能是借助军队单位以国防建设的形式搞核电站，或者是军队需要面对敌国的核威胁做核防护方面的研究，等等。但是最好的防护不就是自己也拥有核武器吗？你有，我也有，就可让强敌不敢轻举妄动啊。如今秦司令一番话，让我如醍醐灌顶。同时还一下子打开了这段时间里所有的问号——为什么要把部队阵地建在如此偏远而隐秘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划出那么大的军事禁区，要靠骑兵去巡逻；而工程团的官兵们付出巨大牺牲修筑的坑道，一定就是未来的核武器阵地了。

　　能参加到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中来，能进入这样一种神圣的秘密里面，让我又意想不到，又异常兴奋。也深深地感到，我党我军的领袖们真是了不起，真是高瞻远瞩啊——这边尚在研制原子弹，那边就已在为未来的核武器准备阵地了；一边是工程部队在夜以继日地赶着修筑阵地，一边又早早地下手从各重点高校“招兵买马”，把日后负责管理维护这“宝贝疙瘩”的人才也先期准备下了。

　　于政委则重点强调了保密问题。他说：“你们将要接触到的，是国家和军队机密中的机密。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从事我们这工作，一旦发生失泄密，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甚至要掉脑袋的！关键问题是，就是拿一两个脑袋也抵不上泄密造成的严重后果啊。我和秦司令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一时保密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就是前功尽弃，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流血啊。另外，我还要告诉同志们，你进了这个门，到了这个岗位，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再是一个普通军人，而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了。大家平常行事、说话都要注意检点。敌特分子可能随时在盯着你，我们的反间反特部门也会格外关注你。”

　　如果说秦司令的话让我很激动，心里回荡着一股暖流（我相信其他同志也会是一样），那么于政委的一番强调，则多少让我感觉到有点儿瘆得慌，后背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于政委是位老红军，战争年代就长期从事保密和锄奸防特的工作，当过独立师的锄奸科长，难怪他的视角更多是盯在这方面。

　　他用的“检点”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刺耳。至少在我当时的感觉是很不妥帖，不大舒服。这个词虽然在字典上是指约束自己的语言或行为，但在生活中已更多地被用于对男女作风问题方面某些瑕疵的提醒，甚至有了专属意义，如果不注意，就是不检点。在这种场合，对我们提要求，怎么会涉及“检点”呢？但也恰恰是这种刺耳和不适的感觉，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在我的某次人生危机中还帮了我大忙，起了重要作用。不过这是后话了。

　　印家铭为什么没来开会，没和我们一起去实习？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他来部队后的不安心，表示后悔等话语，不仅对我一人说过，在另一些场合对别人也有过流露。这里的干部部门、保卫部门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始终是在明里暗里观察着的，早已掌握情况。这样的特殊地方、特殊岗位，对一个不安心的人是无法放心的。后来的背靠背的谈话摸底，也都出于这种考虑，可能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先前了解掌握的情况。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由组织上出面帮助教育，拉他一把呢？而是就这样“不教而诛”，就此抹去他进入核心岗位的资格。这让我难以理解，也替印家铭感到惋惜。我觉得他这人本质还挺好的，就是嘴上爱叨叨，吃苦精神略差一些，而这吃苦精神差跟他身体比较弱也不无关系。

　　事实上印家铭自己在到了这个份上，在这样冷不丁地被撇在一边的时候，也显得有些沮丧。见到我们时，一脸怏怏的表情，眼神里总是透着想问些什么又不好张口的意味。我不能对他讲太多，只说要派我们外出学习了；去哪儿，学什么，都没说。他说，干部处的人也找他谈了，让他去后勤部的营房处当技术员。他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跟营房建设和管理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事到如今也只有先凑合着干了。印家铭人很聪明，在这个对他来说既是意料之外也算情理之中的挫折面前，只能很快调整自己心理，以塞翁失马来安慰自己，也再不轻说“受骗”一类的牢骚话了。他说，总算有了个具体位置和具体工作了，总比以前那样吊着强。

　　许秀玉没能跟我们一起去实习，纯粹是由于性别原因。W厂那面目前居住条件比较紧张，我们六个人过去就得专门搭一顶帐篷，女同志去了很不好安排。她留下来被分配到了技术部的资料室，负责管档案资料。以她的直筒子性格，最初听到我们几人要“外出学习”而没她什么事儿，要把她分配到技术部当资料员时，她还心急火燎地去找过于政委，问为什么不给她这样的学习机会。政委就把她当兵锻炼的表现很夸了几句，同时说些革命军人得服从组织需要的道理，说你可别小看了技术部的资料管理，工程设计和阵地坐标等资料也是高度机密的，这是组织上对你的高度信任啊。你要是觉得不对口、专业用不上的话，也不会总让你管资料——待将来我们部队的任务全面展开，有你的用武之地呢。

　　如果她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和要做的事情，恐怕就更得喊着叫着争取了，政委这番劝说能不能产生让她信服的效果，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