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盾》

　　
　　我犹豫着要不要去一下沈延娜家。我从W厂出来时她不在厂里，她也不知道我回家和路经北京的事。但既然我们已经是这般关系，我到了北京而不去看望一下她的父母，似乎说不过去。可是我又不知她就我们的事情是如何跟家里说的，老人对此又是什么看法，心里就没底。想来想去，只有到上次入伍报到时住过的H部队驻京办事处去，设法从那里往F部队挂个电话，看能不能找到沈延娜，问问她的意思。

　　这段时间在W厂，像我们这样的实习人员是不准往F部队打电话的。但是在北京的H部队办事处，或许就可以吧？毕竟我们和F部队同属国防科委系统。
　　
　　办事处的助理员居然认出我来了。“大学生！”这是他喊出的头一句话，似乎是先把记忆圈在一个大圈里，然后接着再画小圈，说，“你好像是北大的那位吧？叫吴……吴什么来着……”

　　这让我很是感动。马上向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好意思，还没记住您贵姓呢。他就说免贵姓蔡，蔡春生，是这里的助理员。然后他问我怎么这会儿到了这里，有啥事吗？我说自己是休假路过，想往F部队打个电话，不知方便不方便。

　　“有啥不方便的，”蔡助理说，“科委系统的军线都通着，我这就给你挂。”

　　F部队的总机效率挺高，很快就帮我接到W厂前指总机，又通过前指转接到沈延娜所在的资料组。我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及和沈延娜的关系，接电话那同志似乎知道我，对我说沈延娜没在那里，一星期前回W厂去了，因为厂里另有任务，同时有一批人都回去了。

　　厂里另有任务？能是什么任务呢？连前线的人也回来了一批。

　　本想再往W厂挂个电话，但蔡助理说可能不太好要，不像科委所属各部队间联系那么方便。

　　那就算了。反正是心意到了。我想，还是早点儿回去吧，回去见到沈延娜时，总算有话说了。真若是通了电话，她若真是让我去她家一趟，我可能还会有点儿不知所措呢——没有她的陪同，谁知道我那准丈人和准岳母是啥样的脾气，对这个突然窜出来的毛头小子会作何感想？

　　更让我惦记的是不知W厂那面到底有什么任务，或许正是急需人手的时候。

　　蔡助理得知我这就要去西北，主动派人去帮我买火车票。他让我先在办事处休息，等候。我连连道谢，心下又是感慨了一番：我仅仅是几年前来过这里一回，连人家姓啥也没记住，人家却把我记得仔细。不就因为我是个大学生么。又想起骑兵队邵队长，还有老红军秦司令，他们说起大学生这仨字儿来，几乎是同一种口气，同样的表情。这种纯朴的情愫，这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分子的尊崇，让我深深感动。

　　我真得好好做点事情，对得住人家的这份期待。

　　同学聚会时看着他们神采飞扬而引发的落寞，当着亲属面却连自己做啥都不能说的那种郁闷，这会儿都已烟消云散了。
　　
　　W厂确实有重大任务。

　　上级指示：一周之内，W厂除了留下少部分警卫值勤分队以外，其他科研和行政人员要全部撤离厂区，并且要提前将重要文件资料和仪器设备转移到山里。沈延娜和几位同事就是为此回到厂里的，回来就忙于整理和转移资料。我回到厂里的时候是接到通知的第四天，冯兆锐他们几个正跑前跑后地帮着各研究室搬仪器，除了车间里面一些笨重的车床外，所有贵重些的仪器都装箱上车。因为不知出于何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气氛显得神秘而紧张。

　　见我回来，冯兆锐有点儿意外。

　　“咋这时候回来了？你听到啥消息了吗？”他问我。

　　我说了在北京听到些消息，只知厂里有任务，但不知是啥任务。

　　他“噢”了一下。看来他也被这紧急情况弄得摸不着头脑。随即又说，那你赶紧去总装室那面报个到吧，他们活儿可能不轻。

　　我就去室里报了到，他们正忙着复制图纸，分装资料，上级要求是把所有重要图纸资料都复制一套，装箱运出，却没有说运到哪里去。我就帮着分类，装箱，不时还被叫去帮着拆卸一些设备部件，忙得不亦乐乎。

　　那天晚饭的时候遇上沈延娜了。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和几位同事先进了食堂，我紧赶几步过去，见她一身蓝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头发也有点儿凌乱，脸色疲惫。猛然间看到我，她又惊又喜：“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她已经从冯兆锐他们口中得知我回去探亲的事。我“嗯”了一下，说起路经北京的事，以及从北京往F部队打电话找她的情形。

　　“听说你已经回厂里了，听说厂里有任务，我就赶回来了，没去看望两位老人。”我解释说。

　　打完饭，我俩找一个人少的角落坐了下来。她说，她已经把我的有关情况，我们俩的关系，都对父母说过了。老人态度还是蛮积极的，他们是相当开通的人，当年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他们都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自然也不会反对女儿自己找对象，而且他们毫不怀疑女儿看人的眼光。她说如果我在北京时真的打通了电话，她肯定会建议我去家里一趟，跟两位老人见个面。

　　“不过，既然没去成，也没什么不好。待下次，我和你一块去见他们吧。”她表示了对我的理解，像是安慰我。

　　她说，她也从未向父母说起过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更没提及我俩约定的待核试验任务完成后结婚的想法，这是不能说的。

　　我说，我回家的时候也没说，这当然不能说。

　　“不过，吴瀚，我觉得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是吗。你有什么新消息？”

　　“说不上是什么消息。是一种感觉。”

　　然后她就讲了在F部队的一些情况。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标志事件是，试验用的金属塔架也已架设完毕，正准备进行模拟吊装。她和一些同事这时候赶回来，按她的理解，这应该是在为有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预做准备。比如一旦核试验消息被外国得知后，有无可能会对我们的研制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因为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这些超级大国是很不希望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况且W厂的地址苏联人是知道的，早期还有过少数苏联专家。要么苏联人自己动手，要么把消息透露给美国人，甚至透露给台湾方面来“借刀杀人”，伺机搞破坏，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说不定咱们的高层还已经收到过某些情报信息，不然的话不会有这样的紧急通知，整出这么些动静。

　　我听得目瞪口呆。又不得不服气，她的分析着实有些道理。这是她的禀赋，也得益于高干家庭中自幼的熏陶，她虽是个女子，看事情却能站到一定的高度，看到相当的深度。

　　大概是看到了我讶异的表情，她换了个口气，嫣然一笑说，你也别那么紧张啊！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再说了，就算我猜的是正确的，我们的确是在为了应对突然袭击做准备，也不见得真的会发生这种袭击啊。那些把中国人当敌人的家伙们，得有这胆量和能力才行，我看他们不见得就有。

　　那天沈延娜还说了一段令我印象极深的话。

　　她说：“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真得早一天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这样才不会让人家跟个恶棍拿了把枪你却赤手空拳似的，总能讹诈你。我听说有位总部首长还讲过这样的话：再穷，我们也得有根打狗棒！说得多好啊。你知道么吴瀚，我最早得知W厂的情况是因为你到了H部队，但是我来这里，在这里，并不只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

　　说这话时她抬眼望着我，双肘撑在饭桌上，两手十指交叉握在一起，支住下颌。她的大眼睛那样美丽，在这食堂的暗角处仍闪闪发亮；她白皙的双颊已印有几丝高原红，像涂了轻轻的几点胭脂；她的头发还是稍显凌乱，原本黑亮的发质，也被漠风吹得有些枯黄。但是，我的心里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这种冲动感，在北京和她一起去看电影时没有过，在此间邮局邂逅时没有过，后来已经明确恋爱关系并有机会单独相处时，也没有过。

　　“延娜，我们结婚吧。”

　　我痴望着她，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说完，也把胳膊肘撑在桌上把拳头支在下巴上，和她一个样子。

　　我说结婚，当然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甚至，一种宣泄。当时我恨不得在那天晚上就能和我的爱人在一起。一方面是久别之后再见，她的一番谈吐让我看到了她内心深处更美的品质，这种品质让她在我眼里犹如女神一般；另一方面是她所分析而让我服膺的那番道理，意味着随时可能会有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人在这时会产生强烈的与爱人相依相拥的冲动。

　　作为勇士，男人们愿意在战斗中马革裹尸浴血沙场。

　　作为男人，他们其实也愿意在末日来临前拥抱爱情。

　　我说完“我们结婚吧”那句话，延娜笑了。她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她知道没有可能，其实我也知道没有可能，不会真的就是要在当晚和她住到一起。毕竟那个年代的人们有那个年代的禁忌，又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里。

　　第二天，我和几位学员便随着我们实习所在的科室转移，去了数百里外的某小镇，延娜和她所在的资料室随厂部去了某个山城。

　　那天是我们从W厂转移出来的第七天。前几天总是阴乎乎的，要不就是刮风，扬沙，这天早上却见晴空万里，没有风也不起尘，阳光明晃晃地刺眼。溜达到镇子边上，远远地能望见青海湖像一面蓝色魔镜，嵌在已经枯黄的草地和山丘间。如此难得的一个好天，加上我们也已从刚撤离厂区的紧张感中恢复到常态，几乎已开始品味无聊了，就想着到湖边上去走一走，放松一下。

　　冯兆锐代我们几个一起向上面请了假，又到镇里商店买了些吃的喝的带上，六个人就兴高采烈地出动了。

　　只听说过“望山跑死马”的说法，却不知望“海”也是一样。虽说远远地已经能看到青海湖了，我们却走了两个来钟头，才来到湖边。上上下下的走过好几个漫坡，那面魔镜也在我们眼前忽而隐去，忽而又现，倒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几分诱惑。

　　真正到达这高原明珠的身边时，已是日头近午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头一回来到湖边，一个个兴奋得大呼小叫，用手撩弄清澈的湖水，或是甩开膀子往远处扔石块，打水漂。虽说已是深秋，但在暖阳烘烤下，浅岸的湖水并没有像想象得那么凉，耿平山干脆脱了鞋袜踏进水里，一边鼓动着别人也下水，一边还撩起水花洒向众人，冯兆锐大叫道你轻点儿，轻点儿！别湿了我相机！他端着架老式的蔡斯相机正在一旁抢镜头。

　　众人就更疯起来，纷纷摆起姿势来让老冯帮着拍照，然后也学耿平山的样子脱掉鞋袜跑到水里去，几个人勾肩搭背连在一起，让老冯为我们拍合影。拍完后我喊老冯也进来，由我去帮他们几个再拍。冯兆锐说，不用，你不用出来！我用自拍，咱们来个全家福！他把几个背包和挎包堆在一起，找了块石片压在上头当个平台，再把相机搁在上头，人趴在地上取景。然后快速脱掉鞋袜，撅着屁股按下了自拍按钮，三步并两步地跳进水里，跑到我们给他留出的中间位置。因为自拍的快门启动时间不好估计，一帮人便不敢嚣张，睁着眼睛望着镜头，直至那咔嚓声响起，才又大呼小叫起来。也觉得在水里已站了太久，冷得有点受不住了，赶紧跑回岸上来，穿上鞋袜，在遍地沙砾的滩涂上再跑上几趟，才暖和过来了。

　　从背包里掏出面包、罐头、青稞酒。杨士杰想得周到，居然还带了块军用雨布，往地下一铺就成了宴席的“席”，食物堆在中间，众人各取所需，大吃大嚼起来。

　　冯兆锐还在摆弄他的相机，当然也没忘了给我们的吃相拍上一张。然后才来到“席”边。却没马上开吃，而是盘腿静坐在那里，眺望湖天，表情竟有些凝重起来。

　　“嘿，干嘛呢，要做诗呀？”耿平山一边嚼着罐头里的鸭肉，一边呜噜着说。

　　冯兆锐淡淡一笑：“诗是不会做。不过此情此境，让我想起古人的诗来。这不就是杜甫诗里头咏叹过的地方么？‘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真是的！”韩森叹道。“老冯你历史和文学都学得好，给咱说点儿体会呗。”

　　“体会也说不上。就是觉得，中学生的时候，刚读到杜甫的《兵车行》，感到写得真是好。真是同情那些‘爷娘妻子走相送’的可怜的人们。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呢，又觉得这战争和反战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是吗？”一直只顾大吃大嚼的张金凯，也被这话题吸引了。“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讲《兵车行》的时候，也只说这是诗人同情下层人民、厌战和反战的情绪表达。你说不那么简单，是怎么个意思？”

　　“怎么个意思，就说咱们脚下这块地方吧。当年是唐王朝和吐蕃争来夺去的边地。总是打打停停，停了再打，谁都想尽量扩大自己地盘，不想失去已有的地盘。争到最后，究竟谁的地盘大，跟通常说的正义呀非正义呀到底多少关系？只跟一国一族的实力有关啊。还是回到杜甫的《兵车行》。现在不同于以前了，连整个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藏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但在杜甫写诗那个年代显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请各位想想，那会儿若青海这面起了狼烟，对于汉民族为主的大唐王朝来说就得前来应战不是？一味退让肯定是不行的。既然是打仗，就总得有人上前线，总得有人流血牺牲不是？所以，要依我说啊，诗人出于人道主义表达一下厌战和同情人民的情绪是可以的，军人却不能也因此自叹自怜，不想去边塞，不想去打仗。要不，都成了亡国奴了，哪还有你诗人发感慨的份儿呢。你们说对吧？”

　　“没错。有道理。”韩森马上附和着。

　　“老冯，你该不是又借机开展思想工作吧？”耿平山说，带了些调侃意味。“这么多好吃的，居然就不动心？再不吃可就没你的份儿了……”

　　冯兆锐赶紧抄起一桶罐头来，一面用工具慢慢开启，一边仍延续他的话题。“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拿我们各位的工作来说，我们已经参加到制造核武器的任务中来了，将来还要负责保存和维护这个东西。谁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大规模杀人工具？谁不知道原子弹不仅能杀死敌人还会伤及大量的平民？就像美国人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做的那样。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受列强欺侮已久的民族，作为一个好不容易奋力站起但迄今仍被强敌环伺的大国，能没有自己的核武器么？我们能因为怜悯敌国的平民就不对用核武犯我之敌搞核反击么？宁可有而不用，不能用时没有啊。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同情人民和反对战争的理由，就让自己置身度外啊！尽管心里头也会有矛盾，也会有困惑……”

　　我算听明白了。这最后一句，才是这位老兄想要表达的主题，或者说才是让他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的主要原因。他心里有困惑，才想着找个理由，找个首先要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其实我们大家何尝没有这种困惑。忙的时候，在一种人人都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环境里，容不得你去多想，满脑子想的是一定要早日造出“争气弹”来。骤然间闲下来了，无所事事了，又碰巧呆在如此天蓝水碧的大美风景间，而这大美风景偏又是曾经人怨鬼哭的古战场！就不能不想想另一些问题，想想真若打起核战争来将是一种怎样的可怕前景。但也正因如此，就越发要为自己的内心困惑找个有力的理由，为那种莫名的精神压力找个发泄的出口。

　　耿平山素来直爽，不知是没体会到冯兆锐的这番心思，还是早已超越了这个层面，又打岔说：“老冯你越说越复杂了。这会儿是啥时候？这么美好的风景，这么放松的时刻，说点儿轻松的好不好？”

　　说这话时他刚刚捧着酒瓶子啜了一大口青稞酒，辣得哧哧哈哈的但显然很过瘾，用手背使劲抹了下嘴。

　　随即作瞑目向天状，摇头晃脑，口诵古文一段：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没想到耿平山这家伙也是个有功底的人。以前只觉得他一个浙江人，怎么就会有北方人的豪爽性格，原来他这豪放洒脱的背后，不止是出于性格，还真有一点儿古典文化的底蕴呢，有点儿老庄之洒脱，苏辛之豪放。

　　可是这样一说开头，众人的思绪就很难真的回到先前的轻松状态了。接下来，大家便在一种半是轻松半怀心事的气氛中，一边吃着喝着，欣赏着美景，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这次突然撤离厂区的原因来——为什么转移来这里，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是不是真的要打仗了，等等。

　　杨士杰有一阵子曾在理论部实习，了解整体设计的有关情况。他估计整个工程应该是进入实爆试验的阶段了，我们撤离厂区应该跟近日可能的试爆有关。

　　这跟沈延娜先前对我说出的判断一样。

　　但是，至于这“近日”究竟会是多久，我们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就谁也不好估计了。

　　但是也不需要这种估计了。那天，就在我们酒足饭饱正在青海湖边上闲坐着侃大山的功夫，远远地看见一溜烟尘冲将过来，是一匹疾驰如风的骏马，倏然而至。马上跳下来的，是房东尼玛家的大小子扎西。

　　“叔叔，我阿爸，叫我来找你们，告诉你们，你们的领导，叫你们赶快回去。”扎西喘着大气，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普通话一词一顿地说。

　　“啥事啊扎西，这么急？”明知这孩子未必知道，耿平山还是问了一句。

　　别人都已跳将起来，收拾东西了。

　　“我不知道的，我阿爸叫我来的，阿爸说，是你们领导找你们的。”扎西说。

　　“啥也别说了，赶紧撤。”老冯下了命令。

　　来时晃悠着，下坡多上坡少，走了俩钟头。回去基本是上坡，但紧赶慢赶，只用一个来小时。

　　就这样也已经下午五点了。一位中年女同志正在我们住处等着，很着急的样子。老冯和她认识，称其胡大姐。胡大姐说，你们可回来了，就等你们了！赶快，带上小凳子，到临指住的小学里开会。

　　一位姓吴的副厂长是我们这片的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大家都集中到了他和指挥部所在的牧民子弟寄宿学校里，学校有个挺大的饭堂，一百多号人都带了小板凳或马扎，一排排地挨着坐下。

　　吴副厂长个子不高，却生得粗壮结实，走路虎虎生风。他以前也是部队上带过兵的，说话嗓门很大。人集合齐了之后，他往前排一站，没用扩大器，声音就嗡嗡作响：

　　“同志们！召集大家在这里开会，是要传达一个电报通知！一个大好消息！”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刚才接到北京来电，今天下午14时59分，在新疆的罗布泊，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噢！噢——”

　　不知是谁带头一声长啸，也可能不止一人带头，而是群起呐喊，整个会场一下子沸腾了。人们全都站起来，竞相雀跃，激情拥抱，欢呼声大得恨不能把饭堂的顶棚掀起。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吴副厂长等过了激情的第一波，在前面向大家连打手势带喊叫，但并没要求人们坐回到位置上去。大家就这样站着听他念完电文的另一段，内容是此次爆炸的当量，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对所有参试人员的祝贺与问候等等。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在厂部一位宣传干事的带领下，大家喊起口号来。喊得也是群情激昂，地动山摇，因为那是发自内心的激动与自豪。

　　尽管没能在实验现场，没能亲眼看见蘑菇云升起，但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划时代事件的亲身参与者，都为这惊天一爆注入过心血，流下过汗水。这辗转由罗布泊报到北京又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也像是瞬间击爆了我们内心的原子核，释放出激情的链式反应。

　　晚上的酒宴，有青海省和驻青部队的领导专程前来参加，带来两箱茅台酒，全喝光了，又开了不少当地产的青稞酒。对我这不大会喝酒的人来说，好酒赖酒也喝不出多少差别来，反正就是凑个热闹，添点儿气氛吧。酒的作用下人们是兴奋上头再添兴奋，耿平山和韩森两人颇好这口，喝到后来已有点儿语无伦次了。耿平山跑到别的桌上跟人划起拳来，江浙味儿普通话的大嗓门儿老远就能听见。韩森则端个酒杯纠缠起我来：

　　“吴瀚！你小子，这回来实习的咱们几个，就你收获最大！你得给我们一人敬一杯酒。”

　　“凭什么呀？”我赶紧躲着他。

　　“凭什么？就凭你在这里事业爱情两不误。又学了技术，把‘放炮司令’当得挺成功，又赢得美人心，你那沈姑娘可是W厂的头号美女啊……”

　　他这话虽是玩笑话，毫无恶意，但我不爱听。他哪里知道我和延娜之间以前的那些纠葛和后来的特殊情缘。准确地说，应该是自从延娜主动由北京来此，再到她表现出如此执著地热爱这份事业，表现出跟我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之后，是她终于赢得了我的心才对。当然，我也确实为能在这个天远地偏的地方意外收获了爱情而十分庆幸和满足，我把这视为命运的安排，感激上苍以这样的奇特方式把延娜这位好姑娘送交给我。但是韩森话语间带出来的一点酸劲儿让我听着不舒服，好像我这人在干着工作的同时比他们多干了些私活儿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韩森也是酒后吐真言，他心里是有苦楚的。因为来H部队和到W厂实习，他大学时热恋的女友在经过若干回书信抱怨和争吵后，最终和他分手了，并且很快就嫁作人妇，无可挽回了。这事他未对别人说过，一直压在心里，当然憋屈得慌。

　　因为不知他的苦楚，当时我只是半开玩笑半带嘲讽地回了他一句：“羡慕是吧？还是嫉妒？厂里还有几位女大学生呢，你也可以去‘赢’回一个呀。”

　　冯兆锐看出了韩森心思。就上来把我俩往两边推开，“行了行了，咱们自己就别打内战了，韩森你还是少喝点儿吧。”又嘱咐我说：“你去把耿平山也喊回来。我怕他在师傅们那桌招架不住，要出洋相。”

　　最后韩耿二位确实是被我们架着回住处的。

　　晚上十点钟，收音机里才传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正式通报的惊天消息。我们却已经比较平静了。但是我躺在床上仍是胡思乱想，想着啥时会回W厂，想着早点儿见到延娜，以及，见面后我们就该谋划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还想着我们这些实习人员可能很快就要回H部队了——只要有“产品”生产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管理、维护这些问题；如何看好管好，保证其随时都精良有效，就该看我们的了。

　　十月下旬，W厂临时撤离的人员陆续回到厂区。在罗布泊参试的人员也回来了，又是开欢迎会又是庆功，还选出代表去北京参加庆功大会。如此热闹气氛之下，我和沈延娜的婚事就算不上惹眼了，顶多是这欢庆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尽管如此，由于沈延娜父亲和李劲副部长的关系，以及我的军队实习人员的身份，厂方对我们的婚礼还是给予了足够重视，按赵书记调侃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止是你俩的私事，这当中也有军民关系哩！咱们厂得拿出点儿拥军的实际行动哩。”

　　延娜的父亲因为公务繁忙，来不了，母亲来了。她能来也是因为有足够资格，她是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一机部某局的现职副局长，据说是聂荣臻元帅亲自发话，同意她过来的。我的父母未能前来。当然，我也是连想都没想过他们能来，这是啥地方啊。没能在结婚前让父母见上延娜一面，就这样把婚事办了，这让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我是干了这样的工作，呆在这样的地方呢。只能是去信给父母解释一番，希望他们能理解，相信等他们见到这儿媳妇时一定会十分满意，等等。

　　延娜的母亲姓陶名芸，人很和善，文质彬彬，说话轻声细语的，根本看不出是位领导干部，倒像是位教授。实际上她也是出自书香门第，自己是燕京大学毕业，一二·九运动中受抗日爱国的激情驱使，背着家人跑去延安投身革命，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曾长期在东北军当中做地下工作、不久前刚撤回延安的延娜父亲，成就一段革命姻缘，并很快就有了“革命成果”。

　　也是知女莫如母，老太太对女儿从北京跑到天南地北的不知什么地方去（当然，后来是知道了），并且自作主张地择婿而嫁，并不意外。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吴瀚同志，谢谢你对我女儿的关心和帮助！以后，你还要多多帮助她呀。”

　　这话要搁别人嘴里说出，可能就有点儿不合人情了，有点儿“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意味了。但延娜母亲是满脸和蔼满眼真诚地对我说出的，这让我有些感动，也有点惭愧。因为我先前竟把人家想成了别的样子，以为高干们对别人肯定会是一脸严肃，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呢。

　　“陶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赶紧解释，“延娜是个好姑娘，这么多年，她对我帮助也很大呢，我从她身上学到不少。”

　　“是吗？嗯，你能这样看她，也好。”

　　后来她问了一些我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还说起一旦结了婚，生儿育女是迟早的事，问我家里面是否能帮得上忙。意思是她恐怕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了，不知我父母的情况怎么样。这大概也是她当年不得已而把延娜寄养在山东老乡家中的经历，让她心理上有些阴影吧，得提前为女儿考虑这些事情。

　　但我还真没想过这些。被老太太这么一问，难免有些窘迫。

　　“不过呢，这些倒也不太重要。”见我有些无措，她便把话题岔开了。“最重要的，一，你们两个要相亲相爱；二，要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这两点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共同的理想可以成为让情感更坚固的纽带，坚贞的情感也会成为理想的支撑啊。”

　　陶阿姨说这话是有感而发的。她对我讲起当年在延安时的一些事情——延安整风期间有所谓的“抢救运动”，延娜的父亲因为曾在白区工作和有过在外国留学的经历，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来竟又定为“敌我矛盾”，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她也因此被划入另册，不得再接触机要工作，找她谈话的人给出的条件是，如果她能划清界线并主动揭发丈夫的问题，还可以考虑让她做些别的工作，不然的话，就也要“掉进泥坑”了，“后果不堪设想”。

　　陶阿姨说，当时她并没有盲目听信所谓代表组织的人说的这些话，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太了解了，绝不相信他会是坏人、敌人。后来延娜父亲被证明是清白的，重新得到组织上的信任，而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也因这段特殊经历而愈加深厚。

　　这位革命前辈，我的准岳母，那天刚见面一会儿为什么就跟我讲起这些？是不是我和她女儿一个在H部队一个在W厂这样的特殊背景，触动了她的某根敏感神经，让她对某种可能发生的情形有一些预感？

　　当时我只是把这些话当成老人家爱女心切、对未来女婿必须谆谆告诫一番来理解了，并没有想太多。我更没想过这类荒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和延娜身上。以我们的年龄，经历，对政治的理解实在只限于皮毛，太不懂得个中的复杂了。

　　我对老人说：“阿姨，您放心吧。我和延娜就是既相亲相爱，又有共同理想，才终于走到一起的，而且永远都会这样。”

　　婚礼办得简单而热闹。厂方因为赵书记亲自参加，好几个处长和室主任也来了，资料室的延娜的同事全体到场；我这面除了一起实习的几位战友，还有H部队干部处李处长——从北京接我们来部队时的李副处长，现在已是处长了，他受部队首长的委托专程赶过来，代表新郎单位给新人以祝福，并代表H部队向厂方为我们培训技术骨干表示感谢。同时他也是来通知我们和告知厂方：我们的实习任务先告一段落，他要带我们一起回部队。兰谷那面的核武器阵地已经建好，只等着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回去做规划、建章程，为下一步管理和维护“产品”做准备了。

　　“不过，吴瀚你可以例外。”李处长特意说道，“毕竟刚当上新郎倌儿嘛。首长说了，特批你半个月假，愿意在这里陪新娘子也行，或是你们一起回内地度假探亲也可以。休完了假，到时候直接回部队就行了。”
　　
　　我很感激组织上的这份特殊照顾。但我没有用完那半个月的特批假，也没和妻子回内地，而是在婚礼过后先把五位同来实习的战友送走，又把延娜母亲送走之后，在W厂只多呆了一个星期，就直接回H部队了。这也是妻子的意思。厂里为我们在招待所提供了一间客房当作新房，有暖气有大床，带卫生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条件堪比天堂。我们何尝不想在一起多呆些日子呢——恋爱数年终成正果，而且是在我们共同约定的等待终于有了可喜的结局之后，年轻人干柴烈火的激情加上那种类于战地浪漫的感觉，确实让我们如胶似漆，不忍言离。可是双方心里又都跟明镜似的，皆知这良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毕竟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她的单位正在加班加点地整理首次核试验带回的一大批资料，同事们忙得不可开交，天天晚上挑灯夜战；我也惦记着部队那头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批在外培训的骨干，专业分工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别人很难替代的。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延娜把我送上开往T市的班车，我将从那里转车回部队。天色阴沉沉的，刮着足有五六级的北风，我把皮大衣也穿上了，扛着一包行李，她也穿了大衣，帮我拎一个装着脸盆等用具的大网兜，从后面看大概有点儿像逃难的样子吧，心情也颇类似于晋陕民歌里唱的“走西口”那样一种情境。头天晚上我俩谈了很久，她看上去倒还挺坦然的，没过多地显露出脆弱和依恋的意思，这让我心里也觉得踏实了一些；可是走向班车站的一路上，我俩却都显得脚步沉重，尤其班车开动的刹那，我隔着车窗还是看见她眼圈一红，鼻翼轻动，一汪清泪刷地一下就滚落下来了，一边却还向我挥着手，强作微笑，像是笑给我看也像是有点儿自嘲。

　　“一路平安！记着常写信……”
　　“我会的。你多保重……”

　　寒风呼啸着，把这微弱的喊声瞬间吹散。远远地我看见她还在风中跑着，向我招手。

　　我的眼泪也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