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盾》

　　
　　我以为邂逅沈延娜并在一起吃饭这事别人不会知道，我说了那天中午我俩就好像是在另一个陌生星球，其实是想错了。在W厂这样的特殊单位，即使是在厂子内部，不同部门间的人际交往是不受鼓励的，除非工作需要，甲室的人不知乙室研究什么，丙车间不知丁车间干的啥活儿。工作关系之外的与陌生人搭讪，弄不好就会被怀疑。这些“规矩”并没有像其他保密措施一样写在纸面上，譬如工作和生活场所张贴的那“保密八条”之类，而只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这不是人情冷漠，而实在是工作性质使然，对任何潜在的失泄密可能，都要防患于未然。

　　我和沈延娜都是此间新人，还不太清楚其中这些道道。我们的这次见面和一起吃饭，被厂保卫部门注意到了。至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知道的，那食堂兼饭馆的地方是不是有他们的眼线一类，我不清楚，但这件事情的结果便是当天晚上厂保卫处一位马干事就来找我“了解情况”。他先找到冯兆锐，因为冯兆锐是我们实习队临时党小组的负责人。然后他们把其他人从帐篷里面支开，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由他俩一起和我谈话。

　　得知谈话的原因和他们想要了解的情况，让我大感意外，继而是觉得委屈、不解。我们同学相见，一起吃个饭，说会儿话，有什么不妥吗？

　　马干事就解释说你别误会，这是我们的工作，希望你配合一下。你把原因说清楚了，不就没事了么？真要只是同学聊个天，叙叙旧，这没什么，只要别涉及各自工作。

　　马干事这话让我想到幸亏和沈延娜没说起我的工作，心里不由得一震：那吃饭的隔间里，不会有窃听器吧？不过，要真的有这玩艺儿我倒是能解脱了。我想了想，还真的没说什么不合适的话，不仅涉密的没有，连感情这方面的表达也主要是沈延娜在说，我是听的多说的少。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瞎猜，再怎么强调保密，也不至于在内部对自己同志使用这手段吧。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确实是我多心了，但是这次谈话无疑给我上了一课，也让我对先前我们部队于政委讲的要“检点”这话有了切身体会。

　　沈延娜那面的情况和我不一样。她也被厂保卫处找去谈话了，也叫上了她所在资料室的领导，时间应该是跟我这面被谈话的时间前后脚吧，这样才能核证一下我们各自所说的情况是不是吻合。

　　只是她可不像我这么好脾气，刚听到找她谈话的原因就恼了，激动地嚷嚷起来，说你们这是干嘛，这不是搞特务手段吗？对自己的同志都这么不放心吗？然后她就不仅像我这样说我们是老同学相见，还干脆利落地把我们在学校时的交往，把在她心目中我们早已是恋人关系这些话都说了出来。
　　“省得你们再啰里啰嗦，疑神疑鬼。年轻人搞对象，在这里不犯法吧？”
　　
　　她这番话让领导的脸上很挂不住。她在气头上说出的“特务手段”、“疑神疑鬼”这种词也让保卫处的同志很不开心，当场就郑重地提醒她要注意态度。她自恃心中无鬼，反讥笑对方说有事说事，有理说理，你们这样的没道理，只好挑别人的态度了。正是这话让保卫人员更加窝火，于是向政治部领导写报告，要求停沈延娜的职，让她作深刻反省，并建议对她的有关情况作进一步审查。政治部分管保卫的副主任看了报告，看到这女大学生竟把加强安全保密工作用的措施诬为特务手段，当然也很恼火，就签字表示同意；主任当时不在，就直接报赵书记批准。

　　赵书记却是知道沈延娜来历的。李劲副部长曾专门跟他交待过，让他关照一下这姑娘。原来，李副部长不仅跟我们秦司令是老战友，跟沈延娜的父母也都很熟，也是战争年代的交情。赵书记马上就想到了这丫头定是小姐脾气，口无遮拦而已，决不是成心诋毁保卫部门的同志，就把这事给撂下了，不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政治部和保卫处的同志都很聪明，自然不好去催问，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可是赵书记却在这份报告的附件中看到了我的名字，知道我和沈延娜居然有这层关系，觉着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李劲副部长在让他关照沈延娜时没提起过啊，他还专门问过李副部长这位小沈姑娘有对象没有，李副部长只说是在北京有几位老同志的孩子挺喜欢她，但这丫头心气挺高，全都没看上，“你这里如果有很合适的，也可以帮着挑一下嘛。”

　　至少在当时，我在赵书记心目中肯定不是“很合适”的人选。

　　他肯定还想起我不守规矩，自个儿在车间加工炸药的事来。

　　后来赵书记曾亲自找沈延娜谈过一回话，问我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提醒她说话行事要学着成熟一些，说是在这种特殊环境里面，从事我们这样的工作，就得比普通人有更严格的标准，随时要接受哪怕是看起来很苛刻的审查。“我们这里没有绝对的私事。个人问题也要向组织上透明，要经受组织审查，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赵书记还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李劲副部长作了汇报。这样一来，我和沈延娜间的“个人问题”一不小心就上了这么高的层面，也不由得我不郑重对之，必须认真考虑一下我俩的关系了。
　　
　　一个人有怎样的择偶观，跟人的性格、价值观是紧密联系的。性格和价值观又多半与人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有关。鲁迅说过，贾府上的焦大，肯定不会爱上林妹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和冬妮娅先恋爱再分手，也绝对是跟各自的家庭环境造就的性格深处的原因有关。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本来相互感觉挺好，热恋时如胶似漆，越是遭到家人反对还越是坚定不移，可一旦结了婚却很快反悔，劳燕分飞呢？便是因为真正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这矛盾那摩擦都冒出来了，就跟一池碧波怡人的湖水，潜到下面时却总能看见许多烂泥一样。面对这些摩擦双方又都在“上纲上线”——噢，原来你是这种人啊！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以为你是啥样的人？我忍你都忍了很久了……就这样，唇枪对舌剑，句句都穿心，闹掰啦。好说好散的还算好，没再错上加错；相互较劲反目成仇的，古今中外都不少见。

　　我年轻的时候说不上有多聪明，但对这些道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也有些自知之明。我从自己父母的身上看到了幸福婚姻该是个什么样子。父亲是个铁路职员，上过伪满时期的铁路专科学校，算是小知识分子了，因为业务干练，人又踏实、勤奋，很受上级赏识，局长曾有意要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他。父亲却婉言谢绝了这份好意。后来他对我们小辈解释说：“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福分有多大。福分这东西听起来很虚幻，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就像水一样，水大了能载得三层龙船，水小只能浮起一叶扁舟，再小了呢，也就只能漂起个草根树叶啥的。局长家的千金对我来说就像条太大的船，我这点儿福分承载不起呢，所以我只能挑你们母亲这样的，普通人家姑娘，但知书明礼，善解人意，该劝的事情上能劝解我，该让的时候能让着我……”父亲脾气比较大，我们确实看到过母亲是如何在大事上婉言劝谏他点拨他，小事上又如何顺着他让着他。父亲也说起过福分这东西是修来的，靠着诚实正直，靠着积德行善。一辈人修行，后辈人也跟着受益；几辈人修行，才越积越厚。福分厚到一定程度了，名也好利也好，该你的就是你的，大了不会把你压垮，小了不会让你生怨；没到这地步时，对于非分之福，就得小心。

　　父亲的这些观念在外人看来可能有点儿陈旧，甚至近乎迷信，但我们当儿女的听来却深信不疑；而且越是随着年龄增长懂事渐多，越感到皆是至理。因为我们从小看到了父亲母亲确实感情很好，给我们一个虽不富裕但充满温馨的家，不像邻家的叔婶或大爷大娘们动辄吵来吵去，甚至大打出手，有时还拿孩子撒气。

　　我仔细想了想，我有意无意当中是把沈延娜比作父亲当年拒绝了的那位局长千金了。虽然我从来也没听父亲细说过那位千金小姐到底是什么情况，长什么样儿，但知道有过这么回事就够了。我十分明白父亲当时的心理。只是一时还没明白父亲的这种心理或性格气质也已对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这些讲述，让我在产生心理认同的同时，在不知不觉间对自己的择偶问题也“如法炮制”了。

　　但是这对沈延娜是不公平的。对我自己也不公平，如果我非得这么坚持的话。

　　赵燕琼曾替沈延娜抱不平，说过我“你到底要找个啥样儿的”。现在，我真得冷静下来，也这样问自己一句了。沈延娜是沈延娜，不是父亲当年拒绝过的阔小姐。如果说先前在北京时，沈延娜的一些做法和说法还能让我有这类联想，引发我对“攀高枝儿”的避嫌之心的话，那么随着这样一位高干女儿主动放弃都市的优越生活而来到西部高原，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敬重有加，足以让我对她的性格人品刮目相看了。她来这里的原因又和我去H部队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好像是一种追随——你选择去做的事情，我也要去做；又像是一种证明——你用离开北京来保持男人的自尊，我用尊重你和追随你来证明我的爱情。

　　她当着室领导和保卫处同志的面对他们的调查大发脾气，并主动说出我们是恋人关系，我很快就听说了。因为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准备上车去爆轰试验场“放炮”，马干事又来找我了，要就此情况进一步核实。沈延娜的勇气和对我的那份痴情都让我感动。到这份上，如果我再表现犹豫，试图回避，那就太不爷们儿了。

　　所以我就对马干事说：“我们确实是这种关系，在学校时就是。我不知道这厂子里对青年男女谈恋爱是不是有什么禁规，所以昨天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没有明说。不过当时你们也没这么问我。”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能有什么禁规啊。只要政审没问题，就行。你们都是早就审过了的，不然也进不到这地方来呀。”马干事这回显得挺开通的。可能是因为总算把事情弄明白了，他任务完成了，也比较放心了。但末尾还是像提醒又像调侃地添了一句：

　　“不过，这小沈姑娘脾气不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