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档案》

为晚清以降的国学思潮立此存照——写在《国学档案》前面

陈文新

（一）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于这种“国学”概念出现的背景，王淄尘《国学讲话》一书略有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1]曹聚仁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士大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的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到了20世纪初，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2]

　　不难看出，作为与“西学”对举的名词，“国学”的所指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然而，从晚清到民国，虽然人们一直用“国学”或“国粹”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以标示传统文化与新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但西学的巨大影响仍以不可阻挡之势渗透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国学”本身也难幸免。章太炎1906年即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应该算是较早讲“国学”的学者了，其所讲的主要内容结撰为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国故论衡》分三个部分，即小学、文学、诸子学。章太炎自己表白说：“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虽有学者指出书中有些地方援引了西方哲学思想，但这只是局部，[3]总的来说全书还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研究重心和方法特色。这本并不十分厚实的著作，“开近代研究诸子学之先河”，奠定了章太炎“由考证学到诸子学”的重要学术地位。[4]1922年，章太炎再次在上海讲授“国学”，所讲内容由弟子记录整理并于当年公开出版，即《国学概论》。其主体内容也分三个部分，分别为“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将“国学”分为经学、哲学和文学，其根据是什么，《国学概论》中并未阐述，但这一做法与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相去甚远，与《国故论衡》所述也大不相同。同一个作者，论述相同的对象，为何差别如此之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学的影响。在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主导的近代西方意识形态中，所谓“某某学”，指某一种学科，或某一门类有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当“国学”成为“学”，则不仅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且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和“学科”，也就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以及与这一知识体系相关的研究方法。《国故论衡》与《国学概论》的最大差异，正在于后者努力构建国学的体系结构，将国学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种门类，再按这三种门类分出若干小的类别。这三种门类是否能完全涵盖国学的内容姑且不论，三种分类是否合理（如经学与哲学并列是否妥当）也暂不计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试图让“国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和“学科”。其实，章太炎并非完全排斥西学，他曾说过：“中西学术本无通能，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章太炎《论朴学报书》）在《国学讲习会序》中，他更是明确表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

　　如果说章太炎《国学概论》的知识结构还只是受西学的潜在影响，而无论是从学理角度还是从工作便利的角度出发，各高等学府的国学研究机构都比章太炎更需要将“国学”梳理成一门“学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定位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五个研究室，另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等组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章程规定：“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在《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中补充说：“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5]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研究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厦门大学国学院则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共十四个研究组。

　　各国学研究机构各有特色，或此消彼长，或相互呼应，颇有声势。但是，人们没有注意，或是不屑于注意，从各国学研究机构下属组织和对国学理解的差异来看，“国学”究竟是什么“学”，是一个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大问题。朱自清曾严厉地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词，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6]许啸天因此在其所编《国故学讨论集》一书中慨叹：“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7]钱穆虽然著有《国学概论》，但他在该书弁言中也表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8]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国学”与“有系统的学问”之间，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

　　最近出版的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作为一本高校教材，致力于构建国学的学科体系，该著认为：“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学术门类是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学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级学科，以国学基础（小学）、国学方法、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集部研究、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学与社会习俗、国学与出土文物、国学与海外汉学等作为二级学科。”[9]可以想见，经过慎重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在不久的将来，国学可以也完全应当作为一级学科出现在大学里。

（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如果将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创刊和《人民日报》等多家重要媒体关于“国学再次兴起”的宣传等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起点，迄今已有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值得关注的国学大事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国学热潮从学术圈和文化圈步入社会公众视野，曾经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国学”，引起广泛的注意，并不时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国内外72位学术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主题为“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在论坛闭幕式上，通过并公开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蒋庆发起读经运动以及《原道》十周年纪念活动，被称为2004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回潮的三大标志性事件。《甲申文化宣言》经《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转载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均对《宣言》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如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10]、王晓渔《正确的废话和一无所有》[11]、顾乃忠《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和《再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12]等。在互联网上，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发表了更多也更为激烈的言论。应该说，这些讨论昭示了比《甲申文化宣言》发表这一事件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关心与参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确需要认真探讨，对其价值的审视需要更为全面的视角。

　　2005年被媒体称为“国学年”。这一年里，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举办了“乾元国学教室”，“全球联合祭孔”活动由政府主办，“读经运动”日益声势浩大并有“私塾”出现，关于国学复兴的话题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终于代替“传统文化”再次成为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纪宝成先后发表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重振国学》、《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13]，回顾了国学的历史，肯定国学的现代价值，积极倡导振兴国学。在这些文章中，他反复强调，“一方面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其后遗症至今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消极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合乎逻辑要提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赓续文脉，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使之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然，人大国学院的组建和纪宝成的系列文章并非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代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心理。随后，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新京报》发表长文《评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论》，批评纪宝成“重振国学”的主张。文中指出纪文存在三大“史实错误”，有浓重的挖苦和讽刺意味（袁后来受到不少有失理性的言论攻击恐与此有一定关系）。其实细品袁文，袁伟时想表达的核心思想在于，他担心因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有的人头脑开始发热，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是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非常不利的。”[14]纪宝成主张办国学院和为“国学复兴”摇旗呐喊，并不一定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但袁伟时的担心源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清醒认识，虽有太过之嫌却不无警示意义。

　　2006年，在媒体和相关机构的导引下，“国学”全面进入公众视野。《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专版”，刊载相关文化信息、学术论文以及有关知识等。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百度网站开通了全球第一个国学搜索频道——“百度国学”，百度网站负责人声称要将百度国学打造成“当代的四库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国学事件是百度国学频道、国学网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该活动共选出了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十大国学大师”。据报道，评选活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120多万张选票，并引发了包括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泛讨论。2006年，思想界却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2005年末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是蒋庆2005年12月17至18日在广东从化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并刊发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所创办的刊物《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文章提出了“复兴中国儒教”的十项主张，认为“要重建中国儒教，必须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中小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除了‘上行路线’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即成立‘中国儒教协会’。”“‘中国儒教协会’成立后，将为儒教古籍等有形财产，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内的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此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商旅活动，以及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需向‘中国儒教协会’交税(政府代收)。”蒋庆所提出的“重建儒教”的构想，受到了来自学界和媒体等多方面的批评，被指为思想专制、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等。批评者强调：儒学（或传统文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在现阶段的中国“重建儒教”缺少理性思考。

　　近几年，人们似乎不再“大而化之”地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而重读经典、重解经典悄然成风。于丹凭着“论语心得”红遍大江南北，算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例证。2007年3月初，中山大学博士生徐晋如等十名博士生联名在天涯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对近年来风头正劲的于丹进行批评，他们称“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于丹的回应是，所谓“论语心得”，即心有所得，自己所讲的内容不一定每句都正确，而目的在于提升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度，影响每个人去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事件本身的影响迅速扩大，诸多学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任继愈等学者认为，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而杜维明等人则明言，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５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个惊世骇俗的书名带出了一种颠覆的眼光，也带出了一场从学界到民间的风暴。李零认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围绕“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人造孔子”极富文化价值。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孔子全盘圣化的结果是使孔子从一个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身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且毫无瑕疵的超凡入圣者。这些事件的发生，标示着国学已由少数人的研究课题变成了公众话题。

（三）

　　《国学档案》由三个部分组成：近一百年来能反映时代国学思潮的代表性文章以及对该文章的评介；近三十年国学论著提要；近三十年国学大事记。采用这样的安排，旨在以较短的篇幅和直观的方式揭示晚清以来的国学思潮发展面貌。

　　历史总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环节组成的。《国学档案》精选十六篇有关国学的文章，以反映百年国学思潮的变迁。这十六篇文章，均出自在国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学者之手，他们对国学的认识和思考，对于今天的我们肯定不无启示意义。选文按文章写作的先后年代排序，其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他们在进行思考时的历史背景、在特殊背景下的思考结果以及他们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国学思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个重要环节。如在上世纪初学术的新旧之争、中西之争和有用无用之争中，王国维指明“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章太炎在新的学术视野下写就《国学概论》，努力在“材料的积聚与剖解”基础之上，去做“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工作，将国学条理和系统化；在“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的悲观呼声中，胡适认为“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并倡导“整理国故”（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针对国人认为“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 的迷失，梁启超“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二是“德性的学问”（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反传统”的思潮中，张岱年指出:“在否定旧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所继承”，“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否定性，也有累积性”，季羡林更是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汤一介通过回顾“五四”时期的思想论战、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强调90年代的“国学热”，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也要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国学”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面对当前炙手可热的国学热潮，郭齐勇认为当前所谓“国学热”，其实是假热，因为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全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国学又相当地陌生、隔膜，国民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在与国学相关的学术与技艺、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等方面有很好的修为（郭齐勇《时机与意义：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这些思考，写作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问题的不同侧面，对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确有发人深省和启人心智之功。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不仅反映了学者们在特殊背景下的思考，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

　　除了上述将国学或传统文化本身作为论题的作品之外，也选取了一些论述传统文化某个重要方面的文章。如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倡导“实证”，宣称“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可看作傅氏领导史学革命的纲领；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有所谓“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昭示了陈、王共同推崇且被后人乐于效法的学术研究方法；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继承者和现代儒学的重要开创者，其对儒学思想的发展和继承自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环节，从所选《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读经示要·自序》、《佛儒异同论》可以窥见其学术思想之堂奥；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问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核心旨趣是：“中国中世纪独霸的支配力量是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儒教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民众的思想意识中都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每一篇选文之后都附有评介。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等相关史料外，还着力陈述作者身处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作者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作为正文的补充，评介突破了选文本身内容和文章写作年代的限制，以作者和作者学术影响为线索，可以陈述和勾勒与选文作者相关的学术史。如章太炎对古代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新变、胡适引领的“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的影响、傅斯年开启的“考辨派”、马一浮和熊十力等人开创的现代儒学等。而季羡林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汤一介在全球文化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剖析以及郭齐勇对当代国学热潮的反思，更是近二十年来国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评介之外，还有作者的相关国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凡与国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成果尽量收录，力求全面;标明出版或编撰时间、出版地等信息;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全集或总集列于末尾。因为十六篇文章的作者均为在国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著贡献的学者，因此，从相关国学研究成果既可看出他们对国学研究的贡献，也可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这些学者国学思想或国学成就的线索。

　　“近三十年国学论著提要”和“近三十年国学大事记”是对第一部分内容的补充。所收论著和大事均与国学思潮的发展变化相关，而与传统框架下的分支如经、史、子、集或小学等具体领域相关的内容则未予收入，目的是既直观地展示国学思潮发展的详细变化情形，又避免发生宽泛无边、篇幅臃肿的情况。

　　因国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其他种种原因，《国学档案》可能还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书无论是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国学爱好者来说，都可以提供相当的便利。与当下一些漫无边际的国学著作相比，《国学档案》边界清晰，线索分明，史料丰富，评判简明，既体现出严肃的学术性，又表现出对读者分析和判断能力的尊重。这是一部内容厚实、开卷有益的书。

注释：

[1]王淄尘：《国学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3页。

[2]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3] 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章太炎炳麟《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始引西方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61页。贺麟也说：“《国故论衡》中有《明见》一篇，最富哲学识度。”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页。

[4]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5] 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载《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

[6] 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8页。

[7] 许啸天主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6页。

[8]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9]詹杭伦：《国学通论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0] 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1日。

[11] 王晓渔：《正确的废话和一无所有》，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4日。

[12] 顾乃忠：《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再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3] 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接续文脉　重振国学》，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27日；《重振国学》，载《新京报》，2005年6月1日；《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载《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

[14] 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论》，载《新京报》，2005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