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

　　书评：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

宋亚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先生编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辽海出版社，2014年11月）一书，改变以往将魏晋作为主要框架探讨中古文论的思维模式，以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为始基，以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为终结，以编年通论体例展开对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研讨。该书在动态的历史变革之中，爬梳中国古典文论从其他学科逐渐剥离而独立之过程，探清风俗审美、文学批评转变之际的诸多端绪，发现魏晋美学、文论中诸多范畴和理论之源，把握汉末三国两晋文学与艺术演进规律，是为中古文学批评的创新尝试之力作。

　　该书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其一，单独划分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为研究阶段，并以编年体例讨论文学批评。该书认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重在人文价值的构建，现实批评的品格来展现其内涵”（2页），东汉桓帝之时，社会文学批评随着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总体性危机加剧而呈现活跃与变迁的趋势，展现出人文思潮与文学批评、美学观念的互动与迭变。“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时代，现实情境的刺激，（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质。”（2页）故而有将其单独划分研究阶段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全书以编年体例通论，从具体编年中详细现政治、文学、人物发展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历来文学批评研究所无，是为创新之处。

　　其二，对关涉文学批评发展关键性政治活动的重点阐释与评论，对关涉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人物和活动的放在动态的历史中进行连续性讨论。如该书重点考论汉末党锢事件，认为汉末桓灵时期两次党锢之祸中的士人活动，真正激发了社会批评走向现实的、激活生命精神与文学批评精神的道路,“汉末党人及其结党之风对汉末乃至魏晋文学批评主体精神的变化与重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7页）并且认为，魏晋文学与文论精神蕴涵，正是在东汉末年的连绵不断的士人活动的氛围中形成的，是士人阶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产物。对关涉文学批评的重要人物的连续讨论，较为典型的如曹操。该书在“曹操杀孔融，显露出他与汉末文士复杂的关系”条中指出，“曹操与孔融的交争，以及曹丕与乃父不同的对待孔融的态度，反映了汉末以来士大夫命运的升降，帝王与士人关系的复杂多变。”（160页）在“曹操逼死崔琰”条中指出，“曹操杀崔琰，既有性忌的因素，也有摧抑汉末士大夫阵营的因素在内，表现出建安时代曹魏集团与汉末士大夫营垒两种政治势力和文化的交争。”（185页）在“曹操收用梁鹄，梁鹄长于书法”条中指出，“曹操不仅对于文学家爱其才，对于书法与音乐等艺术人才也颇收用之。魏晋文学与艺术的互相融合，是当时文艺发展的特征。”（163页）“荀彧因不满于曹操进位魏公，受到曹操忌恨迫害，忧惧而卒”条中载，“汉末汝颍士大夫集团是儒学的重镇，虽然他们将曹操作为自己政治理想的代表，但从骨子里瞧不起曹操，对于曹操代替汉室更是不予认同。……他们与曹操集团的矛盾有着深层的原因。……荀氏与曹氏的矛盾也表现在士大夫与新兴统治集团的文化性格与文化观念上面。荀氏坚守着汉末士大夫的儒学理想，同时又努力在中衰的儒学年代中重建儒学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并且影响着曹氏集团，但他们的儒学理想毕竟与曹操的政治野心存在者不和调和的矛盾，最后以荀彧的殉道结局而收煞。”（174页）将曹操的政治、文学活动与文学批评的讨论一一展开。再如对动态历史中佛教的逐步发展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其三，见微知著，挖掘以往文艺批评所忽略的风俗审美、文学批评转变之际的诸多端绪，探清魏晋美学、文论中诸多范畴和理论之源。如该书认为，汉末太学生刘陶的书奏，“彰显了汉末太学生的批评精神，其亦代表了汉末士阶层的担当家国的人格精神。”“书奏中对桓帝的批评，对名士的肯定，既是刘陶个人认知的展示，又是汉末太学生群体参政议事的侧影。以刘陶为代表的太学生，对汉末社会文化与文艺批评风潮的兴起，产生了现实的推动作用，这是以往文艺批评所忽视的一个层面。”（20页）认为汉末名士郭泰及其人物品鉴，对当时及魏晋的文学与审美风尚影响极大。“郭泰为士人开拓的人生之途虽然有明哲保身的色彩，但不是一味的退隐，而是积极奖训士人，完善自我，重视个体的自我价值，‘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些开启了汉末士人从群体自觉走向个体自觉的步伐，是魏晋士人个体发展的先河。”（41页）同时，该书通过事件与人物，反映转变端绪，探索发展之源。如该书指出，“曹丕冤杀杨俊，再次暴露出这个家族心理阴暗的一面，说明他们未能真正尊崇文士与人才，而是在帝王淫威的驱使下，不惜杀害异己与士人。由此也可以了解这个时期建安文学向着正始之音转变的原委。“（208页）又如“（曹植）这些诗作，进一步抒发了曹植强烈的内心忧愤，标示着建安诗风向正始诗风的转变。”（212页）这是建安向正始转变的二例。该书还指出，“正始玄学，调和儒道，对于传统的情性观进行了重释，当时的嵇康与阮籍的文艺理论观念的构建，无不体现出儒道合流的特点，从而推动了正始文学批评的发展。”（271页）再如认为“郭象倡导各任其性，逍遥自得的理论，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当下性与缘情自得有着相当的影响。他的离世，标志着西晋玄学的转变。”（489页）这是正始文论发展和西晋玄学转变的二例。

　　其四，将传统的义理、考据、文章三位一体并与现代学术方法相融合。这一点的实现，首先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与批评之上。如该书对荆州学官的论述，书中引用唐长孺先生、汤用彤先生、陆侃如先生、徐公持先生的的论述与考证，说明荆州学术繁荣一时，成为中原学术文化转移至南方的重要标志，令人信服。又如关于僧肇作《注维摩诘经序》、《答刘遗民书》，并遗以所注之《维摩经》。作《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的考证。（716页）。其次该书大胆尝试提出自己崭新的观点，如“曹操、曹植父子赏接文士邯郸淳”条，认为曹氏父子与汉末蔡邕等人轻视鸿都门学、斥之为“俳优”的观念有所不同，曹操对于邯郸淳不仅“甚敬异之”，开始将俳优一类艺人纳入“英儒” 的视野，而且将其推荐给曹植。曹植与他深相赏识，从中可以看出时代变化带给人们的文艺观念的变迁。（161页）。认为嵇绍仕晋，是西晋士人玄学人生观的一种转变，士人们由汉末魏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转变为“与时消息”、名教与自然统一，“形成西晋士人独特的士风，标志着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的进一步世俗化，也波及士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构建。”（377页）认为西晋士人期望“身名俱泰”，却没有宁静、安适的心境，“他们努力在名教与自然中求得一种平衡，却只能于政治利益斗争里挣扎沉浮。”（437页）认为李充定四部分类法，“对东晋以后的文学目录之进化至关重要，反映了东晋初年文学批评的向前推进”。（503页）

　　综上所述，经由此书，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特质，领会中古文学批评关注人文性、现实性的民族精神蕴含，理清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发展由与政治、文学纠结一体的混沌状态而逐步走向独立的清明之路，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